我们要能接受这个概念，社会生活其实也是一样的。当然，政府还是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环境。但在具体界限上，在公民行为的边界和政府行为的边界上，我们应该有一些更有质量的讨论。公民在市场和社会的发展当中，自己承担起责任，要形成社会协调和社会自理的能力。能力不是靠政府无微不至的规定给禁出来的，而是人们在生活当中自己协调出来的一种秩序。

　　所以也应该培养积极的公民，最好有积极的公民组织。他们懂得在合理的边界划分上去形成和政府的关系，不应该老是政府要求公民做什么，而应该是公民要求政府做什么。

　　南都周刊：您所提到的“积极的公民”已经形成了社会新力量了吗？他们是否与政府展开良性互动？

　　郭巍青：零零碎碎吧。像厦门PX项目，在目前中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我认识的一些人也参与其中，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一个怎样的后果，是好还是不好。但是他们联合起来，创造性地利用已有条件，比方说短信和散步，在与政府的良好沟通下，最后事件导向了一个好的结果。厦门PX事件表明，某种社会潮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