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我一直希望有个方式，能做公民的教育，让什么事情都希望政府重视、政府领导、政府背起责任这样的一个概念，要做某种程度的改变。

　　现在的舆论太多了，一出了什么事情，就说政府要背负责任。这个要区分，政府主要应对的是政策上的责任。举例来说，怎么建构整个医疗体系，这就是政策上的责任。但是很多具体管理上的行为，是不是都要追究到具体的官员或者政府部门的责任呢？这个不一定好，会使所有人都谨小慎微。

　　所谓和谐社会，应当是政府做大的管理，而交通、租房、婚介等社会事务，就按市场的规则运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犯不着所有事情都推到政府头上。像上海对租房的规定，其实政府只要把安全、防火等事情管好了，产权是我的，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我可以租给5个人乃至6个人，这都是不过分的，应该承认市场的选择。市场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所以政府要给出空间，老百姓也不要习惯于依赖政府。他管你的时候你很恼火，不管你了你又要把责任踢给他。(老百姓)在这方面应该检讨一下。

　　公民要自由，就要担风险

　　南都周刊：刚才您提到“恶性循环”，一方面老百姓表现得对政府过分依赖，但又希望获得更多自由，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郭巍青：公民的空间需要自己找秩序和平衡点。社会不可能没有犯罪，但以美国为例，即便出现了校园枪击案，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坚持政府不应该禁枪。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不自由，毋宁死。我不是说你可以打死他，而是说在价值观念上的自由更重要。这点你还真得佩服美国佬(笑)，面对这种问题还是能坚持价值观的排序。

　　南都周刊：有持枪的自由，也就有被打死的风险。

　　郭巍青：核心就是风险。到底是要让政府无微不至地约束人的行为，以便使你感觉起来好像安全一些；还是说，我要自由，意味着自己承担责任，承担风险。当然你要懂得一点法律，懂得处理社会关系，但是有事不要一味地找政府，政府就会让出一个社会自由的空间，不做干预。相应的，政府的规模就要小，职能减少，税收也应该少。

　　当大家把这些环节想通了以后，我们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行为。像外交等个人无法参与的宏观环节，还是需要政府出面处理，但日常的基本生活，那是公民的自由，政府无权干涉。如果都能这样，良性循环就可能建立。

　　南都周刊：在当下中国，这种理想模式是否很难达成——公民承担风险并拥有更多的自由，政府固守应有的职责？

　　郭巍青：当年经济领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对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投资风险必须自己承担，如果不想承担风险，那就国营。国营条件下的计划经济大家也看到了，没有破产，你肯定不丢工作，但就只能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想自己投资，想有挣大钱的自由，那就必须承担风险。赚了钱都是你的，但是亏了钱不要找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