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那是一个特定的时代，不过表明我们有一个传统，喜欢认定一个标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你好的，什么是对你不好的。

　　南都周刊：我们的传统里只有两极的评判标准，对和不对，老百姓只能按照对的标准走下去，不然就是不对。

　　郭巍青：就是这样。这种管制的措施有不断细化的方向，就会引发一些惹人发笑的奇怪的规定了。

　　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在什么社会圈子里有什么规则，这个是不能一刀切的。我觉得很多群体是能够自行形成自我约束和特定的规范，其实本来整个社会是可以这样形成的，但一是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对社会层面打击太大，二是人口流动性太大。所以城市的社区、很多的行业经营规则没有形成，这确实也是个客观的情况，导致政府成了唯一的规范力量。

　　政府管大的，市场管小的

　　南都周刊：除了革命背景，怪规定的出现是否与政府本身的定位有关？

　　郭巍青：这也跟我们政府的父权、家长制的管理模式有关。一种所谓家长式的关怀，也就是政府必须对社会的一切操心，所以会管到婚介所如何运作，具体一个房子如何出租等大大小小的事情。

　　在管的过程中，政府以“慈父”和“严父”的方式交替管理，等于是家长在管孩子的一切，然后孩子不断在规定之外创造性地找自由的空间。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有时候看上去就会很可笑了。

　　在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当中，如此细致地去细化规定，就演变成无穷无尽地对公民的行为做禁止性规定。

　　南都周刊：听您讲的过程中，脑海就会出现一个生动的父亲形象，但最后反而让人看到他的无奈以及无力。

　　郭巍青：实际上，作为“父亲”，政府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基层政府受到的考核压力，不允许你所管辖的地方出问题，如果出了问题，可能在年终考核的时候扣分或者受到纪律上的约束。

　　这种考核的方式迫使基层官员防患于未然，需要对很多东西做出细致的规定。如果我没有规定，出了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但我要有了规定，你违反规定，那就另说。所以会出现越来越细化的规则，可能政府没觉得什么，但在别人看来，就可能挺可笑的。你为什么管那么多呢？

　　其实在“怪规定”的产生过程中，两边的作用都有。从政府的作用来看，我怕上级追究我，我一定要负一个责任。从市民来看，在一个很小的自由空间条件下，形成习惯性地出了问题就追究政府的某种责任，也把政府逼得不断推出防范性的规定，政府天然觉得这些事情就是我该管的。我觉得基本上是个恶性循环，你不给公民社会自治的自由，也就不能培养出公民自由的能力和自由的责任。

　　南都周刊：一道道禁令发出，有时候让人感觉都迫到脸前了，没什么喘气的空间。如果政府要后退的话，应该退到什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