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宣言》这本书1月15日在美国出版到现在也就些日子了，一直想为这件事写一点东西，可还是拖到了现在——1月23号，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罪过。

《第二次宣言》我一直认为它不是一本书，它是人类应对未来种种危机、实现自身伟大飞跃的一道动员令。任何一个有些使命感和远谋的人，都应该主动地为这样一个共同的“宣言”行动起来，做一些事情。因为这个“宣言”不仅是与这个许多人看来太大太远的“人类世界”有关，更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未来子孙的福祉息息相关。旧的思想观念，旧的评判标准让我们总是认为在我们现实中司空见惯的东西才是对的，才是合理的。那些太超前、太创新的东西总是让我们旧的思维习惯有些不舒服。于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对《第二次宣言》充满了“不解”“敌意”和“抵毁”。歌德说：“当一个伟大的思想作为一种福音降临这个世界时，它对于受陈规陋习羁绊的大众会成为一种冒犯，而在那些读书不少但学识不深的人看来，却是一桩蠢事。”《宣言》虽然对现代人的开明思维寄于了厚望，但她依旧得面临人类“陈规陋习”的考验。

《宣言》今天能被美国世界第一出版作为畅销书在美国全力推出，这除了说明《宣言》本身合乎时代趋势、具有勃勃生机外，更是对那些自以为博学的“老爷们”一个不小的嘲讽。历史总是在重演：一百多年前，魏源为中国人写的那本“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倍受冷落，传到日本后却成为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利器法宝。一百多年后，《第二次宣言》面临的景象又与这段历史何其的相似。

我的一个老同学，也算是新时代的大学生了，可当他随手翻开《宣言》，随便瞟了几眼后，就轻易地给这本书定上“胡说”的罪名。我不能不为当代人的浮躁、功利与过分“现实”而感到一阵悲鸣。我真不知道，这个高危的时代，还有多少人在坚守着“理想、使命与责任”。现代人已经将理想和良知用金钱来度量了：“理想能当饭吃吗？”、“良知又能值几个钱？”尼克松总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对美国的精神、道德危机就优心忡忡：“一个半世纪以前，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曾警告说，在美国，大多数人沉溺于物质主义，缺少持久的社会凝聚力，宗教和哲学思想浅薄，这一切产生了一种‘新专制主义’——平庸、自私和胸无大志。今天的美国仍将受到这种新专制主义的威胁，除非它重新找到一个崭新意义上的共同目标。”其实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随着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日益远去，我们又何尝不在面临着这种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