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李光耀著书《台湾何去何从》）1992年，李登辉 为统一开出条件。他把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必须在一个“自由、繁荣而民主的中国”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共产中国必须先发展成为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社会。我当时不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并非作为商谈的起点，而是蓄意地把两岸锁定在一个从此难以衔接的位置上……

台湾早年因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联系。我们这方面则急于避免在军事训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初步讨论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我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他们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划。我们渴望在台湾训练我们的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台湾国防部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一旦让外交部发现他们在防务上帮助我们，它必会要求新加坡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清楚表明我们不能让步。

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变，视大陆和台湾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两岸双方自行解决。

台湾“国家安全局”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我们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我接受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月到台北，同当时的行政院长，也就是台湾总统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会面。蒋院长和他的苏联籍夫人到机场迎接我和芝（李夫人柯玉芝），把我们送往圆山大饭店，亲自引领我们到套房休息。第二天，我们随他乘搭波音707私人贵宾客机，飞往空军基地，观看了由台湾空军部队单位呈献的半小时紧急起飞示范表演，接着再一起驱车前往度假胜地日月潭，共度了两个假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人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理解我说的英语，加上我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通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我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向他解释了新加坡其实被视为大陆、台湾之外的第三个中国。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邻国保证，新加坡绝不会成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行政院长对新加坡，对我，印象都不错，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我。我想其中有个关键因素：那次访台，女儿随行。她当时是个年轻的医科学生，受过华文教育，能说流利的华语，言谈举止一下子就显露出她是个华人。这使得蒋经国对我和内人以及女儿有极不同的看法，因而也确定了新台的关系。此后，双方继续通过书信往来建立深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