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框架难以嵌合实际，观念与事实发生分裂

近代以来，不断地以先是取自日本，又取自欧美，后又取自苏联的外来理论框架解读国情，始终有画虎类猫的不靠谱的尴尬——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超潜默的文化积淀没有大变，理论框架就始终难以嵌合生活，观念与事实常常南辕北辙。

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一种则是缺乏诚实性、可行性的高调，只是讲给人们听听而不准备实行的，如“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论、游行、示威的自由”等。大陆那些继承了匡扶正义传统的知识精英，出于革命道义和责任感，往往从上述政治、伦理规范的立场去揭露弊端，批评党的具体政策或作法，指出党应当认真履行这些规范。显然，他们的这些要求同那些规范一样无法与现实锲合，因而常常被当作不怀好意的攻击遭到打击。虽然意识形态规范越来越与事实发生矛盾，暴露出一连串破绽，难以自圆其说，但它们仍然被作为学校和社会的正统教育规范在塑造一代代青少年。按照这一套政治化、伦理化的规范培育出的人，走入社会后普遍经历了重大挫折、困惑和选择，才能挣脱被灌输观念的束缚得以适应现实，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失败。那些背离正统教育规范越来越远的人，往往越是思路开阔，越是富有创造力；而那些思想冲不破这个牢笼的人，则一生要不断地经受被观念与事实相撕裂的折磨，直至他自甘浑浑噩噩，不再探求真理为止。

对政治思想觉悟、观念形态、伦理道德及这类教育格外看重，除了革命意识形态本身带有的唯意志论倾向外，还有中国传统的先验主义、唯理主义倾向的影响，即一种方法上先和变主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社会问题归结为人的品行，归结为人的思想道德问题，实质上是把品德教育都当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如，认为“学校的一切工作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1]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实质是建立在性善论上的，以内向化的、扬善抑恶的修身作为“修、齐、治、平”的核心，把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看作是维系社会的基石，这实际上是认为人的本质先于他的存在，价值之源在于人心。不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也就不承认人有选择价值的自由。每个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通过修身成为尧舜，使满街人都成圣贤。把社会发展维系于心，势必夸大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性，夸大理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夸大教育地于政治统治和社会改造的作用，势必导致国家把教育作为统治工具，全面控制和直接包办教育，导致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伦理化规范对教育的支配，导致教育与生活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