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任班长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悲凉涌上心头。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条狗。我们的单位，实在是法力无边，它全知全能到了无以复加无微不至的地步。它连这种青春期的生理现象也要管，它连这种纯粹的个人私密空间都要照亮，让每一个人的私处都无情地暴露在阳光下。有学者统计，“文革”中间，青少年的自慰率比建国初期还低了六个百分点。这一极端个人化的生理欲望，竟然也成了社会规范打击的对象。

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和各种各样的性研究、性宣传隔绝了，“文革”以后，那更是进入了性忌讳、性压抑、性禁锢的时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蝉，闭口不谈。面对性问题和性实践，我们只有革命与下流的两极结论，我们只有圣旨和流氓两类人。这样，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变态取向的行为就遭了殃．比如窥阴癣，比如露阴癣，比如恋物癖，那时一言以蔽之：统统是耍流氓。但说到底，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于生理疾息。

我们的干部科长是个老革命。解放战争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当兵时他已经休息了。听人说，杨科长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个老毛病，多年来多次调戏妇女，屡教不改。杨科长调戏妇女，那可谓是不分时间地点，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随时随地出洋相。比方说部队在露天舞台演一场节目，他就会钻到大姑娘小媳妇人窝里，隔着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到人家奶头上摸一下。比方说他在营房门口的庄稼地转悠，看到浇地的农妇，突然就会像阿Q一样发出“我和你困觉”的请求。像杨科长这种手段，他当然不会得逞。但杨科长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得逞过，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隔上一阵，就会有驻地附近的女人找到营房指认，怒喝一声：“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评检查。杨科长的检查在我看来确实够深刻，每次他都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畜生一样”。他的女儿比我们大，就住在军营。有一次大会检查，杨科长痛恨地说：“我自己也是有儿女的人，要是别人糟蹋我女儿，我能容忍吗？”这检查难道还不够触及灵魂？但检查归检查，过后照犯不误。他说：“那会儿就像鬼迷了心窍，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师医院住院，一间病房四个病人。中午女护士例行测量体温，拉了拉他的手，递给一支温度计。杨科长却性欲顿起，一把抓住小护士的胳膊，就往蚊帐里拉。光天化日的，吓得女护士大喊大叫，医院病人都来围观。事后，杨科长照例是深刻检查，照例是屡整屡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来越猛，对杨科长却收效甚微。杨科长这是怎么了？连部队首长也在叹息：老杨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