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人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从上得了台面的层面上讲是为了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从近年来披露的许多历史资料来看，其内在的主要动力是希图建立“不世之功”并为争取“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奠定基础，所以像当时有人批评的那样，整个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由于“好大喜功”，人性中那种狂妄、急躁、专横、暴戾等等东西恶性膨胀，造成的后果就是“大跃进”中全国上下大话、空话、谎话蔚然成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终是欺骗众人又被众人欺骗。在这方面，最“经典”的当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农业“高产卫星”，以及毛泽东为此提出的“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难题”，这种虚夸和造假已成了“史无前例”的历史笑柄，更成为国人罹受“史无前例”大灾难的前奏。
实际上，虚夸和造假并不只在“大跃进”高潮之时，在紧接着的大灾难中仍然乐此不疲。由于“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坚信在他领导下中国已然迈进了“共产主义”的门坎，而作为“共产主义”的标志之一，他就大力提倡建立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公共食堂”的“吃饭不要钱”固然好，但其内在玄机却是借此剥夺农民的自有口粮和家产，“化私为公”，造成短时期内“放开肚皮”大吃大喝的“优越性”，这自然是难以为继的。到1959年灾难初现，“公共食堂”已经不能让农民吃饱肚子，人们怨声载道，但毛泽东仍然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在7月到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大谈特谈“食堂是个好东西”、“开天辟地”、“了不起”、“合乎历史要求”，并把“反对公共食堂”列为“右倾反党集团”的罪名之一。因此，“庐山会议”后全国又掀起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不过，由于在“高产卫星”带来的“高征购”中农村的粮食大部份被收归国库，再加上“大炼钢铁”等运动造成农作物损耗很大，1959年全国农业大幅减产，农村存粮很快殆尽，“公共食堂”面临“无米之炊”。既要维持“公共食堂”，又不愿意动用支持重工业和军备的国库粮，于是就逼出了所谓的“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在这个过程中，也充满了“报喜不报忧”的“政治正确”和虚夸造假的“革命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