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再造而不是改装，再造取决于设计能力

霍布斯用过一个比喻，如果一只鸟儿飞进一间屋里，那它往往很难再飞出去。因为它只看到窗外又亮又美，就直接撞玻璃窗，而不去考虑自己进来的通道和可以飞出去的途径。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努力中时时出现类似的迷误。百多年来，物质文明有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从依赖良种、电灌、机耕和化肥、农膜、农药的农业方式，到依赖机械电气采掘、冶炼、加工、装配的工业方式；从依赖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的交通方式，到依赖电话、电报、电传的通讯方式；从调温、照明、烹饪的生活方式，到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的文化方式，几乎统统来自西方的物质技术手段。但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走出了许么远，人们说不大清楚。为什么战后德国、日本经过短暂的30年重建即重新崛起？因为他们对自己要重建的社会了然于心，像是手持成熟蓝图的工程师，虽然面对一片废墟，但他胸有成竹：“德国人开始重新建设时，是在熟悉的结构基础和规则上进行的，其中多半是肉眼看不见的，就像在考古学家指导下进行工作一样，即使蒙住了眼睛，也能在心爱的废墟中探出自己的路来。”[1]这使人想起大陆文革后的重建。仅仅几年时间，近乎被摧毁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公、检、法、司及工、青、妇等机构修复起来并进入角色，取消了革委会，人民公社，工农兵大学生，赤脚医生等，恢复了高考制度和职务、级别、职称制度。人大几年间修订、颁布了法案125件，1978年至1982年纠正文革及文革前的冤假错案69万件。主持“拨乱反正”的邓小平对自己要恢复的社会制度胸有蓝图，完全不同于他后来改革这一制度时“摸着石头过河”的心中无数。显然，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历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作为改造对象的中国社会属于什么性质？处在什么形态，有什么特质、变革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方向和战略，将要构建的新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模式和文化价值怎么设计，在现有社会资源中开发利用哪些，抛弃、铲除哪些，扶持、培育哪些，选择怎样的途径、手段、过渡方式等等，不同的政党、派别、领袖之间的主张相去甚远。虽有尖锐的论战和武断的结论，但从来没有取得过共识，相互间也很少借鉴。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新文化派以及国民党在大陆相继操作失败，所留下的覆车之辙仍不被今人借鉴，就像摸着石头过河被淹没后没有留下痕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