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发现让周忠和非常兴奋，因为当时他正好要参加1998年北美古脊椎动物年会的一项竞争激烈的最佳研究生论文的报告。他觉得有了这一发现，再加上其它方面的多年积累，一定会在年会上好好露上一手。

突然有一天，他得知美国芝加哥大学解剖生物学系教授杰姆·霍普森教授即将在当年的年会上作一个类似报告，而且从他的论文摘要看，采用的方法和周忠和正在准备的工作如出一辙。竟有如此的巧合？！周忠和突然感到异常懊恼——眼看快到手的研究生最佳论文奖要丢了。

经过和导师及同事们的讨论，他写信给霍普森教授，告知他自己也在做的工作。霍普森教授同样也大吃一惊，但他鼓励周忠和继续准备报告，不要受他的报告影响。事实上，等到他们各自在该年的年会上报告时，他们都发现，这期间又各自有了几乎相同的新发现。

可是，后面的故事更具有戏剧性。

1999年2月，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上，霍普森教授和周忠和分别做了会议特邀报告。更巧合的是，他们在使用的研究方法上，这次又十分的相似。而周忠和的报告在前，霍普森教授的报告在后。

霍普森教授非常大度，在报告中多次对周忠和的报告和结论大加赞扬。在报告结束时，他们坐到了一起，回答听众的提问。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两人在独立的工作和竞争中的友好表现表示了广泛的赞赏。

周忠和感慨地说，作为一名学术后生，他从这位学术界的前辈那里也再次体会到了真正的学术精神和大家风范。与神圣的科学真理相比，区区名利显得如此渺小。他为自己当初的名利驱动感到羞耻。

“如果我们在竞争中，能够抛弃狭隘的名利意识，把追求科学真理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才能赢得同行的尊重。”周忠和说，他将以此奉行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