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鱼到鸟，也许在外行人看来，只是一次跨小行业的“转身”，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其中的压力。古生物学界有条不成文的“行规”，一旦违反，会被人认为“欺师”、“自大”——入门跟师傅学的是什么，就得一辈子做下去。“说起来有点像以前手艺人的规矩，但对于一个刚入行的年轻人来说，要这么‘刺头’，还真难顶住传统眼光的压力。”他说，中科院院士张弥曼在这关键时刻，给了他很大的鼓舞。这位爱才的女院士把一个参加全额资助的国际会议的机会，推荐给了硕士刚毕业不久的周忠和，使他有机会在国际古鸟类学界亮相。那次，周忠和带去了华夏鸟化石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一下获得了不少国际专家的好印象，有学者更是称他的报告是“bestof the best”。

紧接着，他又被邀请去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做了一个多月的访问学者，住在一位馆员的家中。这位馆员最好争辩，尤其在学术观点上，常跟周忠和边看标本，边给他灌输自己的观点，有时到吃饭时候还海阔天空，争论不完。时间长了，他最后悟出的一点是，要让这位中国的年轻人相信他的观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他那里，我学到两样非常宝贵的东西——冲动和怀疑精神。”周忠和解释说，学术冲动更接近于灵感，经常冒出有创意的idea，类似现在说的创新；而对权威的大胆怀疑，可以让自己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成为人云亦云的“可怜虫”。

他刚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曾经和美国的导师为一个小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他早年合作的一些美国同行有些已经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但因为他们关于鸟类起源的看法不同，周忠和认为鸟类起源于恐龙，和他们的想法不一致，“回国后，自己有了更多的发表观点的机会，以至于最后，我的导师和一些朋友甚至私下说我‘叛变’了！”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学术上应该不断寻求真理，不存在立场问题。”在过了很多年后，周忠和的看法虽然还是和他的这些老朋友们不太一样，但这从来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正如他在一篇综述的文章里写到的那样：“科学的突破往往源自问题和争论，而不是对已有成果的庆祝。”

同一个课题，拿了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实在十分少见。面对记者的好奇，周忠和沉思了一下，说，第一次拿奖，是因为热河生物群鸟类化石的发现，而这次则是因为更多深入扩展的工作，有了理论深度，含金量提高了不少。“这次评奖所看的工作成绩，全部是我们在上次得奖后做出来的，包括《自然》和《科学》上的文章，绝对没有重复计算。”

“有人曾说，近年中国古生物之所以出彩，主要依靠了独特而丰富的化石资源。你怎么看？”记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