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化排斥世俗化，潜藏着一种犬儒主义情结

神圣化作为一种意义构架，自古以来支撑着东方精神大厦。无须深究，举目即触的大陆社会景观、人的仪态、表情处处是神圣化、精神的外化。大而无当的宫殿、会堂、广场、道路、陵园、标语牌和类似标语牌的广告牌；遍布各处的碑、塔、碑塔式雕塑、神龛式的影壁、门楼、会场、舞台；从领袖到农民都穿戎装式的中山装，喜欢戴黄军帽的青年，表情庄严，端足架子的主席台和同样庄严、豪迈的歌舞表演，许多演员在台上至今还保持着戏剧中正派角色的严肃；不苟言笑、不带夫人、不显露丝毫私生活痕迹的领导人；形式化的会议和演出，同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差距一样大的会场、课堂、公众语言与私下语言；导致领导人很少有不念稿的即席讲话；天真的孩子被训练得在公共场合庄严、拘谨等等。这些无非是表现人对神祗、崇拜物、圣地、圣人、圣事、圣物不可亵渎，不可冒犯的敬仰、向往、臣服和献身精神的残余。

维系权威、服从和秩序的观念体系，往往是神圣化的。与西方新教那种不崇拜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人世间任何事物的伦理不同，东方精神倾向于使世间事物神圣化以服务于最世俗的目的，如尊卑贵贱、长幼有序的统治秩序。理想、学说、主义、道德等意识形态可以被神圣化，国家、制度、政党、团体等组织形式可以被神圣化，领袖、官吏、名人、老人、先师、先辈等人物可以被神圣化，历史、规律、业绩、功勋、事件、文件等史迹可以被神圣化。这一点在东方各国有着准拜物教或泛拜物教的意味。神圣化与信仰化、价值至上、道德主义、绝对主义、神秘主义、历史宿舍论等耦合一体，支撑着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客体泛神圣化，使主体的人在精神上出现匍匐在地的投降。人被阉割掉精神尊严和自信，精力和才智也被压抑。

当然，这种外在的、客体的、神圣化是通过内向化的主体神圣化来实现的，即通过“内圣”来实现。自我神圣化的导向是自我牺牲、利他主义、献身精神、犬儒主义等，这个过程恰恰使主体认同、服从、符合和归顺种种神圣化的客体，这是作为修身内容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实质过程。这一点留在“以‘克己复礼’为精神纲领”一节中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