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绝对主义否定相对性，导致认知方式的简单僵硬

人类的认知结构有着类似提灯照物的特点，观照角度不同所获得的面相也不同。从不同视角、不同认知意向出发，人们对事物的知觉具有不同的意义。既然不存在一种“全息”地、兼容并包地穷尽对象的感知结构，那么，每一种信仰、主义、学说、学派等都不具绝对真理的性质。正像各自坐在不同方位为同一个模特儿写生，背靠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各具不同的表现手法，所交作业必定横岭侧峰。人类为要尽量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必然避免各种绝对主义的认知方法，就像要准确操作手术过程，就需要避免在单一光源下难以避免的阴影与盲区，采用能够多方位照射的无影灯。无影灯能够淡化但不能消除阴影。不但不能消除阴影，它带来的光源的增多还会带来阴影增多，就像相对主义方法中充满辨别和选择的复杂性一样。尽管如此，由于无影灯能消除单一光源下的盲区，人们终究还是选择了它来做手术。

解剖社会同解剖生命体同理。许多自然科学方法成功地移植人文与社会科学，证明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的相通。作为互为条件、互为输出输入的系统，这两个过程都有着生命体那样的、链式的或多米诺骨牌式的结构与功能。没有方法上的复杂性、多样性、关联性、相对性和可变性，人们无法认识世界，更无法改造世界。那种“正本清源”，“坚持基本原则”，“归根结底”，“根本原因”，“根本规律”，“原理告诉我们”，“关键所在”，“总而言之”，“只有这样，才能那样”，“只要这样，就能那样”等语汇使用频率的偏高，折射出大陆人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这种习惯于寻找根本法则、终极决定因素、单一因果、单一条件的绝对主义趋向，就像为了避开复合光源下的繁杂阴影而宁要单一光源下的黑白分明、简单明了。为了明察秋毫，就要加大照度，其实单一光源的照度越强，盲区就越是浓重。这就像党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完全彻底”的理论方法能够“洞察一切”、广泛适用并处处生效一样，越是全能主义地夸大其功能、效用、规律适应性和原则不变性，它就越是难以适应，难以生效，难以发挥效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文革中对毛的思想的运用。毛主席语录不再是特指具体事物的言论片断，不再具有条件性和局限性而变成必须牢记在心的万应箴言。例如，可以向任何一个需要促其坦白认罪的“阶级敌人”宣读《郭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而“要斗私，批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几乎变成不受时空、对象限定的符咒。这种简省粗鄙的思维方式使人们无法像水贴着容器那样，使思想适应现实，却处处需要扭曲事物来符合思想原则。主题先行，按图索骥成了通行的方法，至今打开报纸，满版仍是先立论点再找实例来作证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