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陌生人，头上戴着水獭皮的便帽，脚上蹬着海豹皮的水靴，身上穿着特殊织物的衣服，腰身不紧，动作起来方便自如。

　　两人中高大的一位——他显然是这船上的首脑——注意地打量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然后转身跟他的同伴谈了一会，他说的话我听不懂。这是一种响亮、和谐、婉转的语言，其中母音的声调好像变化很多。

　　他的同伴一边点头一边回答，讲了几句完全听不懂的话。然后他的眼光回过来，好像直接问我。

　　我拿法国话回答他，说我不懂他的诸；但他似乎不懂我说的什么，这情形真叫我相当为难。

　　“先生就讲讲我们的经过情形好了，”康塞尔对我说，“这两位先生也许可能听懂几句！”

　　我重新讲述我们遭遇的经过，每个音节都念得清楚，一点细节都没有遗漏。我说出我们的姓名和身份，然后我正式介绍我们：阿龙纳斯教授，他的仆人康塞尔，鱼叉手尼德·兰师傅。

　　这个眼睛又温和又镇定的人，安详地、而且礼貌地、非常注意地听我说话。但他的面容没有露出一点迹象足以表明他听懂了我说的经过。当我说完了之后，他一句话也不说。

　　现在只有说英国活试试看。或者他可能听懂这种现在很通行的语言。我懂英语和德语，看书没有问题，可是谈话却还不行。但是，无论如何，总要想办法使人家听得懂。

　　“来吧，您来吧，我对鱼叉手说，”尼德·兰师傅，现在轮到您了，请您尽量从肚子里把英国人说的地道的英语拿出来。您想法比我说得更清楚一点。”

　　尼德·兰一点不推托，把我讲过的话又讲了一遍，他讲的我差不多都听得懂。内容是一样的，但形式不同了。加拿大人，由于他的性格，说话时很激动。他愤愤地埋怨人家蔑视人权，把我们关在这里，质问人家凭什么法律扣留我们，他引证了“人身保障法”的条文，说要控诉非法羁禁他的人，他全身激动，指手画脚，大声叫喊，最后，他用富于表情的手势，让对方明白，我们饿得要命。

　　这却是真话，但我们差不多完全忘记自己饿了。

　　鱼叉手很吃惊，因为他的话跟我说的一样，好像也没有为对方所了解。来看我们的这两个人，连眉头也没有皱一皱。很明显，他们既不懂得阿拉哥的语言，也不懂得法拉第的语言。

　　我们所有的语言资本都拿出来了，可是并没有解决问题，我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康塞尔对我说：

　　“如果先生允许的活，我现在用德语来讲一讲。”

　　“什么！你会说德语？”我喊。

　　“这不至于使先生不高兴吧，我像普通佛兰德人一样，会说德语。”

　　“正相反，你会说德语，我很高兴。说吧，好小伙子.”

　　康塞尔拿他很镇定的语调，将我们的经过情形作了第三次的叙述。可是，不管讲述人怎样把话说得婉转漂亮，音调怎样和谐动听，德语也无济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