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初期发生的冲突都与北汉有关。北汉臣属于辽，辽也尽力支持北汉，这样就形成了对北宋边境的威胁。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灭北汉以后，于同年六月下诏北伐，企图收复五代以来所丧失的燕云地区，此后数十年内，宋辽之间一直处在不断征战之中。由于宋辽关系的紧张，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于北部沿边镇、易、雄、霸、沧各州所置的榷场，不久就“罢不与通”了。（《继资治通鉴长编》卷18）此后双方边境贸易或开或禁，依边境军事形势的松紧为转移。直接从辽宋边境地区采购马匹变得十分困难，更不可能由北宋政府派遣押马官，带着钱物去辽国购买马匹。前面笔者提到“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河东路辖境便在北宋与辽的北方边境上，此时，由于宋辽关系的恶化，河东路的军马供应基本上断绝了。北宋政府从辽边境民间走私贸易中也许会购得一些蒙古马，然而数量十分有限，无法填补北宋政府整个国家军队对军马需求的巨大空缺。民间走私贸易对北宋军马供应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三路少了一路，现在就只剩下陕西路和川峡路了。川峡路大致位于今四川、陕西省境内，也就是旧时秦马、川马的所在地。《宋史·兵志》记载：“旧川、秦市马赴枢密院，多道毙者。”因为川、秦所市之马，大多是在“茶马互市”交易中从吐蕃购得的高原马。这些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马匹，已经适应了高寒、低气压的自然环境，到了平原反而会产生诸多不适。平原的高湿、潮热的自然环境对高原马的呼吸系统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北宋与辽争夺的战场主要是华北平原，这种马连平原的气候都很难适应，就更不用说在华北平原上与辽军作战了。

陕西路在北宋初与党项羌族政权交界，此时，党项羌族处在李氏政权的控制之下，北宋对西夏李氏政权主要采取“招抚”的办法，通过加官进爵，以求形式上的臣属，这个时期的军马供应主要通过进贡和边境榷场贸易中获得。北宋建立之初，加封李彝兴为太尉，李彝兴于是向宋进献马匹300。又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奉率族人入宋，自动献出银、夏、绥、宥四州八县地方，愿意留居京城。（吴天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增订本，第18页）宋太宗亲自接见，授为彰得军节度史。这段时间，北宋与李氏政权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双方边境榷场贸易页一定十分活跃。大量的马匹被不断的补充到宋朝军队中，参与北方同辽军的战斗。太平兴国七年，正是辽景宗率三万大军分三路南伐之时，与宋军战于满城（今保定市西北部）。北宋则积极备战，大量购买能够胜任平原开阔地带作战的马匹。在无法从辽国境内购得大批用于作战的蒙古马的情况下，北宋政府利用同李氏政权的关系，从党项族购买同样能胜任平原开阔地带作战的西夏马（河曲马）就成了唯一选择。后虽党项李氏政权臣服于辽而不实心归宋，北宋则采取经济封锁政策，迫使李继迁向宋献马谢罪，乞求北宋政府开放陕西互市。此举让辽圣宗大为恼火，于统和十年（992）派韩得威至银州警告李继迁，李继迁托故不出，韩得威大怒，纵兵大掠而还。由此推知，北宋初年要从党项李氏政权那儿获得大量的马匹并不困难。北宋政府正是利用并存民族政权关系中的制衡因素来保障军马供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