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入世，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做不到庄周那样豁达，那样潇洒，那样放浪形骸。魏国肯定没戏，只好卷起铺盖，挽起裤腿，重新上路，去寻找新的赏识他满腹经纶的邦国。若是凭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到顽石点头的程度，那咸鱼就该翻身了。一朝得意，飞黄腾达，发号施令，望风披靡。只消看看六国封相的苏秦，那神仙也似的快活，着紫衣绯，高屋华轩，出乘入驷，美女如云，便知道说客的原动力在哪里了。

　　若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实际诱惑，精神上的愿景期许，很难想像孔子，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孟子，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辞劳苦，奔走于山东各国的驿路上。这种“货于帝王家”的求售心理，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十年寒窗，为什么？上京赶考，图什么？不就是高官厚禄，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无比吗？倘没有这点奔头，曲阜的孔夫子，邹县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大葱蘸酱，远走他乡呢！

　　那时的交通工具，为牛拉车，速度奇慢，那时的国道干线，为泥石路，坑洼不平，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但翦径的绿林豪杰，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横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为了生计，也就不得不尔。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与圣人们为了谋生，推销自己的学问，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

　　我生于上海，食大米长大，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1949年，到了北方，尝到了咬难断、嚼难烂的戗面馒头，硬如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在牛车上长途颠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精神状态下，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孔夫子那个时代，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因为食物粗粝，制作简陋，连皮带壳，极难吸收，故而胃肠受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日子好过，胃口大开，摄取食物大大超过营养需要，结果，肝有脂肪，尿中有糖，一时间，富贵病又成了时髦。至于与我年纪相仿的当代文人，十有八九，不是高血压，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纪里的政治运动，那年复一年的诚惶诚恐，那岁复一岁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么时代生什么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则更要命，这一点，我又不禁羡慕孔夫子的幸运了。

　　但是，二位圣人的求职过程，相当不顺。“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陈梁”(《史记》)，四处碰壁，状况颇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大时代变了。用现在的话说，社会转型期，儒家的乌托邦主义，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克己复礼的完美主义，已经是“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旧了，过时了，不吃香了。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