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沿海居民，反抗不断，其中一些人更逃奔国外。康熙十八年，以杨彦迪、陈上川为首的一支3000多人的船队逃到越南，越南阮氏政权允许他们定居在越南南部的美荻、边和一带开垦，后来这里成为越南农业中心。次年，广东雷州人莫玖又率一批华人迁入越南，定居在河仙一带开垦。他们和当地人民惨淡经营，不久使河仙变成了经贸发达的地区。清初几十年中，沿海不断有华人结伙私造海船逃亡，流入越南、新加坡、雅加达、缅甸和菲律宾等地。清人颜斯综在《南洋蠡测》中称：“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

野蛮的大规模迁界，使广东社会经济遭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大劫难，所有的贸易口岸都化为废墟，满目零落萧条。

清人胡日乾上书请求复界时控诉：“伐南山之竹，写恨无穷；绘监门之图，形容难尽。”

英国纺织业大发展，圈地牧羊，历史大书“羊吃人”，连万里之外的现代中国学子都知道。那么当初满洲贵族“跑马圈地”，“以绳圈地”，占民良田，吃人的事还能少了？中国的新旧历史书上，对与英国同一时期发生的中国满洲贵族三次大的圈地运动，不是毫不提及，就是提到，也是语焉不详，一句带过。既没有控诉，也没有留下“马吃人”、“绳吃人”的说法。不是中国的“跑马圈地”没有英国的惨，而是中国人的命运在中国学者的心目中没有地位，没有人愿意为苦难中的农民呼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