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奇才，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学者。 鲁迅 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 陈寅恪 先生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这样一位令人仰慕的大师为什么自杀？他应该给自己一个自杀的理由，否则他怎么可以跳进昆明湖？

时有殉清说，1923年，受废帝溥仪征召出任南书房行走（五品），自杀前还托罗振玉将《论政事疏》转交给溥仪，表明心迹。这说明王国维是个保守派，为大清的溃散而死。这种说法极欠妥当，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王国维死前的《论政事疏》“是罗振玉的文章”，这种伪造只是出于罗振玉的个人目的，而与静安无关。我觉得，王国维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王国维更多的可能是恐惧，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故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之绝笔。但遗书中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遗书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恐惧，而明确的价值指向，或未可知。

那么到底是什么迫使王国维自杀呢？我感到是文化的冲突导致观堂先生对固有文化信念的怀疑从而使其选择了死亡。作为国学大师，观堂先生却在1903年至1908年之间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叔本华、尼采一类的西方哲学家。在这些意志论哲学家的影响下， 王国维 先生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微。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他极为困惑，甚至失去了依据。如果一位国学大师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信念，他还会活下去吗？

陈寅恪先生认为：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艰；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集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云。”（《 王观堂 先生挽词》）

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的演讲中称王国维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生’的精神”。我们后人也不应该把王国维的自杀看成是一种怯懦的行为，但是勇敢与怯懦说明不了什么生命的意义。 王国维 先生就是因文化信念的丧失而选择了死亡，它所产生的意义就是苟活无异于死，人是为精神的存在而活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