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毋宁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征兆，它当然也是我们时代政治危机的征兆――因为政治冷漠或非政治化不是一种“自然”现象，毋宁说它本身就是特定政治状态的反映。在理想的公共领域远远没有建立、社会生活中不平等权力关系还大量存在的当下中国，避而不谈这些重大政治问题难道不是一种被刻意引导和建构的“政治态度”么？

克服这种危机的途径我认为只能是重申文学理论知识的政治维度――当然不是极“左”时期“为政治服务”意义上的政治，而是作为公共领域内自由行动意义上的政治。极“左”时期的“政治化”迫使文学理论成为一元化政治的附庸而无法独立，也无法呈现其真正的政治品格；而今天文学理论的“非政治化”看似“摆脱”了政治附庸的地位，但同时也逃避了对公共政治的关注和批判性反思，它是被迫背弃公共政治而“离家出走”的“逃兵”，而不是能够在公共流域自由发言的独立个体。在这个意义上，它同样没有获得真正的自主。如果有“自主独立”，也只能在自己领域内的专业问题上获得很有限的“自主独立”。这种“自主独立”无异于自绝于公共领域。中国的文艺学始终缺乏的正是一种对公共政治的批评性反思的能力，而这正是它的巨大危机的征兆。

注释：

[1]、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4页。

[2]、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5页。

[3]、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1页。

[4]、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5页。

[5]、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1页。

[6]、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1页。

[7]、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3页。

[8]、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9]、赛伊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 版，第13页。

[10]、赛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 版,第10页。

[11]、孟繁华《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12]、孟繁华《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3]、以上均见吴炫：《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山花》2003年第6期。

[14]、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15]、阿伦特对劳动、工作、行动三大人类活动的区分，集中见于其《人的条件》，参见：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8。同时必须指出：阿伦特的政治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均极复杂，这里只选择和本文关系紧密的部分加以介绍，不是对于阿伦特政治理论的全面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