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阿伦特对于“社会”的理解是非常独特的。[16]在阿伦特看来，社会是“按照经济上的要求组织在一起，形似一个超人的家庭”，“我们把这个家庭的集合称为社会，把它的政治形式称之为国家。”[17]众所周知，在阿伦特那里，“家庭”是与公共政治领域相对的私人经济领域。阿伦特把“社会”指认为“超级家庭”以表明社会的规模虽然远大于家庭，但本质上还是经济活动的领域。

让阿伦特深感忧虑的是：现代世界公共领域的重大危机就是经济（社会）领域的政治化，经济成了最大的政治，“政治不过是社会的一项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阿伦特发现

西方现代社会在其形塑的过程中欲把劳动和工作的工具性价值转变为价值自身，把属于“私人域”的、应该隐匿的活动（如家产的经营管理）施放到“公共领域”里。……生活的价值不是表现在公共或政治的生活，以及履行公共的责任，而是在经济市场上追逐“私人的利益”。无限制的经济生长，以及牺牲公共领域以换取私人领域的扩张，成为集体生活的最高目标。[18]

阿伦特依据古希腊经验而在理论上提炼出来的、和社会经济利益无关的公共政治活动，现在变成了经济利益的“上层建筑”。经济行为渗透到公共领域，家务料理以及以前与家庭私人领域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变成了公共领域的事务。社会领域在现代的这种扩张使得原先非常明确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城邦与家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区别显得困难。现代世界把政治共同体（国家）看做一个超级家庭，把国家机构看做“家务管理机关”，于是“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取代了政治哲学（而依据古希腊的思想，“政治经济”的说法本来就是矛盾的，因为经济不管是什么，它永远是家庭的事情，和政治无关）。这正好是阿伦特甚为担忧的现象，它意味着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等原来是处于私人领域的东西进入且主导了公共政治领域。

尽管阿伦特的担忧乃针对西方现代社会而发，其“社会”概念也遭致部分西方学者的质疑，[19]但是它对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的文学理论知识状况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我们在90年代以降的中国同样可以发现类似阿伦特所担忧的现象：社会经济领域的扩张导致其对于公共政治领域的侵占以及公共领域的蜕变，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正在大面积非政治化（只是程度更加严重）。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认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