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伊德的《东方主义》导言所强调的人文科学的政治性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赛伊德说：“人们很容易争论说关于莎士比亚的知识是无关政治的而关于中国或苏联的知识是政治性的。我的正式职业是人文学者，这个标签说明我的领域中发生的一切与政治无关。这种认为研究莎士比亚无关政治的教条的一个原因是他所作的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结果，而苏联的经济这个领域似乎就与政府利益密切相关。人文学者与其工作具有政策含义或政治意义的人的区别还可以通过以下的声言得以扩展：人文学者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政治只有偶然的重要性，而后者的意识形态则被直接组织进了他的研究材料，因而必然被认为是政治的。”[9]

在赛伊德看来，像莎士比亚研究这样的人文学科，不存在与政府利益或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那种政治内容；但这只是对于“政治”的一种理解（在中国学术界这种理解非常普遍且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还可以从另外角度来理解人文科学研究的政治性。赛伊德说：“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地）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这一切会理所当然地继续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尽管他的研究及其成果确实想摆脱粗鄙的日常现实的束缚和限制。不错，确实存在像知识这样一种东西，它比其创造者（不可避免地会与其生活环境纠缠混合在一起）更少――而不是更多――受到偏见的影响。然而，这种知识并不因此而必然成为非政治性知识。”[10]即使从事莎士比亚研究的学者同样也是社会中的人，他不可能不卷入各种社会关系中，不可能在研究的时候完全摆脱其自身的政治、道德立场与社会定位；相反，这些“非学术”的或所谓“政治性”的内容必然要渗透到他的研究中。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研究之类的人文研究依然是政治性的。

三、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和政治性的关系

如上所述，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人们担心把文学理论和政治联系起来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政治化会导致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自主性的丧失，政治化的文学理论违背了文学的审美性或自律性。批评者之所以如此强烈地捍卫文艺学的独立性，捍卫“审美批评”的“正宗地位”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考虑到“文革”期间“工具论”文学理论给文坛造成的灾难，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自主性道路之艰难曲折，考虑到80年代知识分子是通过争取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而为自己确立身份认同与合法性的，这种担心与捍卫就尤其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