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详细的论证以前，一个非常简单的比较可以支持我的观点：西方当代诸多类型的文学理论知识都是非常政治化的――尤其是被冠之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文学理论批评/理论，比如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少数族裔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理论等等，但是它们的政治化并没有导致西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凋敝，没有导致类似中国极“左”时期文学理论知识的一元化、封闭化、独白化，更没有导致骇人听闻、让我们至今心有余悸的对大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政治迫害；相反，这些极为活跃的所谓“政治批评”极大地激活了西方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使之呈现出空前多元、繁荣、活跃的局面。它们也没有导致西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自主性的丧失――这里的自主性是指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场域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当然，这也是自主性的本义）。

当然，上述分歧的逻辑前提是对“政治”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

二、如何理解“所有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

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曾经提出一个让许多中国文学理论界人士感到愕然的观点：所有文学批评（在此伊格尔顿使用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概念，包括文学理论）都是政治批评。但是伊格尔顿这样说的时候，其所谓“政治”恐怕与我们理解的不同。伊格尔顿说：“我用政治一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及其所包括的权力。”[1]这样的“政治”在他看来本来就“内在于”文学理论中，不用把它“拉进文学理论。”所谓“所有文学批评是政治批评”的意思不过是：“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是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情感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与更深广的信念密切相关，这些信念涉及个体与社会的本质，权力问题与性问题，以及对于过去的解释、现在的理解和未来的瞻望。”[2]文学批评总是要利用文学来促成某些价值，总是要反映某些社会思想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它“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从这样的大政治概念出发，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和文学理论内在包括了政治，非政治的批评或纯文学理论只是一个“神话”，它只不过是更有效、隐蔽地促进文学的某些政治用途而已。伊格尔顿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政治’与‘非政治’批评之间的差别只是首相与君主之间的差别：后者采用迂回战术来促进某些政治目的的实现，前者则直言不讳。”[3]相比之下，直言不讳总是更好一些：“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更加重要的是：“应该反对的不是文学理论的政治性。真正应该反对的是其政治内容的性质。”[4]所谓“性质”，就是文学理论是维护现存的权力秩序还是质疑这个秩序，是强化世界的极权化、一体化还是推进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伊格尔顿还认为：文学和文学理论必然涉及个性、价值等问题，涉及对于什么是“好人”的理解，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政治论争并不是道德关注的代替物，它就是从充分内在含义上被理解的道德关注。”[5]比如最反对文学的功利性的自由人道主义事实上也肯定文学的有用性，“它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标准的实现，这些价值标准事实上与某些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而且它们最终隐含着特定的政治。”[6]

显然，这里说的“政治”不等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狭义的党派政策，也不是口号式的“政治”。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关于“意识形态”，伊格尔顿说：“一切话语、符号系统和意指实践，从电影与电视到小说和自然科学语言，都产生效果，形成各种形式的意识和潜意识，我们现存权力系统的维持或者改变则与此密切相关。……而意识形态一词所表明的正是这种关系――即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联系。”[7]

伊格尔顿的文艺政治观绝不是孤立的，实际上，上个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就是非常政治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模式。文化批评家们尽管在具体的政治立场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个高度共识是：文化研究（包括文化研究）的根本特征就是其高度的政治参与性。

从知识谱系上看，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本来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然，另一方面则是超越了马克思的经济主义）。就是伊格尔顿本人的批评实践也可以纳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范畴。他曾经明确指出自己的“修辞批评”或“政治批评”也可以叫做“话语理论”或“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家常常主张，包括文艺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内在地具有政治性，剖析其“政治”含义同样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艺学知识的政治维度。理查德·约翰生在其著名长文《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指出：知识和政治的关系对文化研究一直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和写作都是政治活动，但不是直接实用的政治。文化研究不是特殊政党或倾向的研究项目。也不能把知识能量附属于任何既定学说。”[8]文化研究中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指社会文化领域无所不在的权力斗争、支配与反支配、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是学术研究（包括研究者主体）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深刻牵连。任何人文科学研究都无法完全不受其存在环境（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所以，只要是扎根于社会现实土壤中的人文学术研究，包括文艺学研究，很难避免这个意义上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