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谨用事期间，组织编纂了《通鉴纂要》，此外，调整过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增加西部地区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录取人数，降低了江西录取人数。还有一些不拘礼法，在当时看来很奇怪的举措，如“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等，为时人所侧目。

　　值得一提的是，刘谨虽为宦官出身，但他专权期间却禁止太监干政，限制宦官权力，“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瑾。”他的亲信都是外臣，如内阁学士焦芳、刘宇、曹元，尚书毕亨、朱恩等，并无一个宦官，以至遭内廷嫉恨，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又成了他倒台的重要原因。

　　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造反，刘谨“起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讨之。”叛乱平定之后，张永回京，“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负我。”永曰：“此不可缓。”永成等亦助之。遂执瑾，系于菜厂，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就这样，趁皇帝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不过武宗还不想严惩刘谨，“次日晏朝后，帝出永奏示内阁，降瑾奉御，谪居凤阳。”到抄家的时候，因为太监们事先作了手脚，结果“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明史列传192》)

　　受凌迟之时，刘谨已是花甲之年，真要说谋反，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罢了。败亡之后，因为没有生殖器，唾骂之外，曾经有过的政绩也一笔勾销，就此湮灭掉了，在历史中只余微弱的痕迹。刘谨专权时间不长，只从正德二年到五年的数年而已，正史对其列出的罪名基本可归结为收受贿赂，残害忠臣两条。《明通鉴》说，刚开始“谨初通贿，望不过致百金，(刘)宇首以万金贽，谨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倒了后来，则发展到“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这一轨迹，基本是不受监督的掌权者必经之路。至于成昌败亡的权力斗争，则兴衰无常，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亦是皇权政治的必然，王安石、张居正尚不能免，作为阉人，刘谨更注定会成失败者，这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