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17大期间,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终于被提出,就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军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央的政策决策过程和社会结构的畸形化发展。
很多人把石化、钢铁、高速公路、煤炭等产业垄断领域作为例子。当然没错。但是这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从国际惯例看也许只有政府垄断才能更好解决民生问题。可是,中国的住房问题就复杂了。因为,一个本应由政府配置的资源行业,竟然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疯狂瓜分暴利的所谓市场。更为可怕的是房地产利益集团是以市场经济的面貌出现,通过私人资本的方式侵蚀到中央和地方决策层和国家银行体系。十分隐蔽。所以,凡是房价地价涨幅较大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特殊利益集团猖獗的地方,上海、北京、深圳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我们知道。中国的地产开发商基本上是非富即贵。通俗讲,就是红白两道。大多数是外籍包工头,吃苦耐劳,默默赚钱,出手不凡。也有一些类似保利、中信之类的红顶商人,其垄断之优势就更加明显。但这种央企垄断在一定经济社会时期也有其合理性。因为可以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万科、金地等股权复杂的由经营层控制的边缘化的企业,让人匪夷所思。它们几乎到了无法无天的“市场”境界。他们是地方政府和基金老板的福星和贵人。这些企业同时也是股市泡沫的元凶。我们不知道应该是喜是忧。至于象潘石屹、任志强这样的流氓地痞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草莽英雄。他们只是一些地产媒体疯狂积累财富的牺牲品。也算是各得其所。房地产在东方的历史就是疯狂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和东方人都相信做地主的好处,所以,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做个房东。这种文化基本上成为亚洲普遍的社会经济问题,早有日本,后有韩国、台湾、马来西亚、香港,而集大成的是中国大陆。现在,中国的地产财富效应终于被大众接受,一个人人争当地主、房东的国家必然是泡沫最大的国家。这种力量已经对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形成威胁。中国正在从一个最红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国迅速成为一个最直接进行原始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的国家。社会的和谐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颠覆。最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领导在决策的时候,仍然首先会考虑发展商这个生死与共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脸色。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战。我们对新一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智慧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