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美国采取的是逐步放宽赔偿要求的步骤，骨子里却企图完全解除日本的赔偿负担。但是，由于大多数参战国家强烈坚持赔偿要求，美国还不敢公开取消赔偿。为此，美国又用迂回手段来阻挠赔偿的进行。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科伊受权声明：“美国今后没有为从日本索取赔偿而采取单方面措施的意向。”表面看，美国似乎仅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并没有限制其他国家的赔偿要求，但美国实际上垄断了对日管制的大权，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绕开美国采取措施，因此，美国的行动便造成赔偿在事实上的中断。由于美国的作梗，整个占领时期（1945至1952年）的赔偿实际仅支付了1.65亿日元。　

　　1947年至1949年期间，赔偿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初期赔偿中的非军国主义化的色彩完全消失。美国从最初的积极推动者变为最大的阻力。赔偿已经脱离了反法西斯战争善后工作的范围，变成了美国新的亚洲冷战政策的一环。　

赔偿的终极蜕变　

　　虽然美国事实上造成了赔偿的中断，但也意识到赔偿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最终还是要予以面对，特别是在美国急于实现对日媾和之时就更是如此。　

　　1949年以后，亚洲局势剧烈变动，美国遇到了新的重大挑战。新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战略定向，不仅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而且成为亚洲革命力量的大后方。在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于美国。在东南亚，菲律宾共产党于1950年3月成立了人民解放军；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当局迫于游击战的蔓延也宣布了“非常状态”；至于印度支那，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面对亚洲革命的冲击，美国急于加以遏制。1949年8月，美国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提出，今后要在中国周边遏制共产主义蔓延。1950年1月，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美国在亚洲的防线是阿留申——日本——冲绳——菲律宾一线。至于日本在这条防线上的地位，1950年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日本指出：“这个曾经是敌对的国家，对我国来讲不仅是太平洋上最强大的堡垒，而且作为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果实，是留在我们手中的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为了使这个有价值的国家发挥作用，美国希望尽快对日媾和，以便日本能够参与国际事务。　

　　由于美国对日媾和的设想是建立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必然会与中国、苏联发生对立。对此，美国采取了排除中、苏的片面媾和方针。但这不等于万事大吉，即便是亚洲、大洋洲许多亲美国家也对扶植日本的后果深怀戒心，特别对美国无视各国的惨重损失，一味坚持不要赔偿的意图表示强烈反对。这种局面迫使美国必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变通的办法，否则许多国家就有可能抵制对日媾和。若果真如此，使日本从战争状态解脱出来发挥作用的企图就成了一枕黄粱。既然无法回避赔偿问题，那就使它面目全非，这就是美国的“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