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赔偿政策把剥夺日本的战争能力放在首要地位，充分考虑了对各受害国最有利的赔偿方式，因此，符合对日作战国家的愿望和波茨坦会议的有关精神，体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和性质。但是，随着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赔偿开始脱离既定轨道。　

赔偿的最初变化　

　　包括赔偿在内的战争善后工作刚刚展开不久，各主要盟国对战后世界的不同立场就开始显现，各自政策的着眼点也开始转向战后的斗争方面。于是，赔偿这个原本属于战争善后环节的问题，也被纳入新的冷战范围。　

　　1947年3月，以杜鲁门的演说为标志，东西方冷战正式爆发。美国开始把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全球战略的基石，对日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1947年以前，美国对国民党中国抱有很大希望，此后，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不断失败，美国倚重国民党政府的“扶中抑日”战略开始动摇。国务卿马歇尔就此指出：“不能为了替现在的中国政府一再失败擦屁股而投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以至于削弱我们在军事上、经济上具有充分可能来适当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地区的力量。”在亚洲，马歇尔所说的“重要地区”正是日本。从对国民党失去信心之日起，美国就考虑把日本作为在亚洲的新的合作者。与此相适应，美国认为早先确定的全面削弱日本的政策已经过时，并开始关注日本的复兴问题。然而，促进日本经济复兴的新方针与既定的赔偿计划明显对立，为此，美国政府着手重新研究赔偿问题。　

　　1947年2月，美国国防部派出斯特赖克调查团赴日，就修订赔偿方案进行预备性调查。该团在报告中建议，“废除现在的关于拆除设备的赔偿计划，而应制定一个以直接军需产业为对象的新的赔偿计划”。这个建议大大缩小了原有赔偿计划的范围，仅把直接军需产业当作赔偿对象。如果说，这种变化还是一种尝试，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赔偿问题上的倒退就越来越快。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公开在演说中承认对日政策的变化，指出：当初美国制定对日政策的第一目的是清除日本侵略的可能性，现在对日政策的决定性目的是把日本“培养成为非常强大而有稳定经济的民主国家，以便能够支持自己的国家，同时作为一种抑制力量，有助于对抗今后可能发生在远东的极权势力的战争威胁”。以此为转折点，美国的对日政策趋于全面反动。　

　　1948年3月，美国发表了斯特赖克调查团的报告，将估算的赔偿总额急剧削减到16.47亿日元（1939年价格）。同年5月，美国又发表了约翰·斯顿调查团的报告，建议日本私有的军需产业设施均不列为赔偿对象，而国有军需产业中有助于经济复兴的部分也应留下。此外，该报告方案还主张进一步削减赔偿总额，又使赔偿数降至6.62亿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