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作为一个多年对外扩张的国家，日本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所以在战后理应负责赔偿由它造成的全部损失。这一点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为所有对日作战的国家所确定。然而，在战后日本战争赔偿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众多曲折和变化，以至赔偿最终失去了应有的本来面目。　

战后初期的赔偿设想　

　　战后初期，各主要盟国间虽然出现分歧，但尚未达到公开对立的程度，还能本着彻底肃清战争势力的立场，制定各自的政策。这种比较协调的态度也反映在日本的赔偿问题上。　

　　当时，美国国内对制造珍珠港事件的日本依然仇视，要求彻底清算日本的呼声非常强烈。美国政府也把国民党中国作为最重要的亚洲盟友，采取了“扶中抑日”的战略。因此，彻底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最大限度地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就成为美国早期对日政策的核心。在战后不久制订的两个基本文件《对日暂定政策》和《暂定基本指令》中，都明确规定了这样的内容。　

　　为了达到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实现日本非军国主义化的最高目标，美国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清算和改革，其中剥夺日本战争能力的问题受到格外重视。出于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美国不仅要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而且要“禁止以军队或军事设施的配套、装备或使用为目的的一切生产”，“拆除其价值主要在于准备战争的产业”，以及“限制重工业的规模及性质”等等。简言之，美国打算通过以上广泛的措施，完全剥夺日本发动战争的物质手段。赔偿正是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提出来的，并赋予它除弥补战争损失之外的削弱日本战争潜力的重大意义。1945年11月，美国派遣以爱德温·波利为首的赔偿调查团去日本，年底提出的报告把“不可能重建军事力量”作为制订赔偿计划的出发点。就连报告建议采取的支付方式也体现了彻底摧毁日本战争基础的用意。报告列举并分析了各种赔偿方式的利弊，认为：用提供劳动力方式实现赔偿，许多国家并不欢迎，反而有利于日本解决因海外人员遣返而出现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不能考虑用生产品赔偿，否则会在支付结束后给日本留下大量的生产设备，等于加强了日本的工业力量，所以不能实施；以日本企业的股票和公司债务进行金融性质的赔偿，也因可能促进日本产业的发展而被排除。报告最后推荐了拆除机械设备、没收商船和接收日本海外资产三种方式，指出这不仅给赔偿提供了财源，而且是从根本上削弱日本的最佳选择，还具有提高邻近国家的工业水平，加强对抗日本能力的战略意义。波利调查团的建议内容实际就是美国最初的赔偿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