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后，部队由战争环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不久，又从农村进驻大连。1955年，部队干部改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为薪金制，并实行军衔制。这些变化，对当时的军队干部，对郅顺义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　

　　实行薪金制之初，郅顺义的薪金约110元，1960年增至约130元。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他的生活却非常俭朴。那时，部队只给军官发冬夏外衣，其他衣物均需自己购置。1963年的一天，我到郅顺义家串门，无意中瞅见他炕上那床军被，原来深黄色的被面已经洗成了灰白色。我笑着说：“老英雄，你这床被子可有资格进博物馆啦！”他笑容满面地说：“这床被是1950年在韶关剿匪时发的，补是补过几次，可还能盖几年，挺暖和的呢。”他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破了自己缝补，总舍不得扔。他把旧军衣当衬衣穿，连件衬衣也舍不得买。只是为了夏天外出开会、作报告，郅大嫂才劝着他买了两件衬衣。　

　　1960年冬，部队同全国人民一样都处在困难时期。国家供应干部战士的口粮，要拿出一部分支援灾区群众，还要储备一部分作应急之用。作为管理股长，郅顺义为了改善机关的生活，就组织一支小分队到远离驻地的蒲河去打鱼。数九寒天，冰冻三尺。那时他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仍然同大家一起凿冰、拉网、拣鱼。橡皮手套不够用，他就让给战士戴，自己光着手在冰水里拣鱼。手一沾水，立刻冻上一层薄冰。战士们吃不饱饭，他忍着饿，把自己碗里的饭拨给战士吃。别的打鱼队一天只能拉两三网，他们却要拉到六七网。打到的大鱼、好鱼都运回营房，打鱼队的同志们只吃一点小鱼、孬鱼。到后来，鱼渐渐少了，他们干脆就不吃了，全部运回营房。有的战士对此不太理解，郅顺义就耐心解释说：营房里的同志们也在挨饿，我们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少吃一点，家里同志们就可以多吃一口。　

　　70年代，郅顺义和我分别在师、团领导岗位上工作。我们团和师部同驻一个大院，彼此常见面，有时互相串个门。这时的生活条件已经好一些了。我们这些“团官”家里大都添了点“家当”。可是，当了师副政委的他，依然同以前一样，生活十分简朴，家里只有几件公家配置的家具，别无他物。“特殊”的是，他家有一个火炕，那是因为郅大嫂患严重的风湿病，离不开它。　

　　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共事的时候，郅顺义曾几次向我谈起董存瑞生前的两件事：一件是郅顺义刚入伍时穿着一身破衣服，到6班那天，董存瑞把舍不得穿的一套旧军装和一双新鞋送给了他，自己却穿着比这更旧的衣服和打了补丁的鞋；另一件是有一次追击敌人，一天一宿没吃上饭，董存瑞把领到的一点黑豆煮熟了分给大家，自己却只喝了一点汤。郅顺义深情地说，这是老班长董存瑞传给我的革命传统，就是告诉我，一个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对待同志要关心爱护，亲如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