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喜欢骂人，凡他看不顺眼者一个都不宽恕。他当面幽默盛宣怀“贱货贵德”，讥讽“各督抚之为吹牛皮”，斥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为“出洋看洋画”。对主人张之洞也有微词。他最恨之入骨的是袁世凯。某次宴会上，袁世凯对驻京的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专门办事的。”后来这话传到辜鸿铭耳边，他当场讥讽道：“诚然，然要看所办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人可以办得好的。”辜氏不止讥嘲，还骂袁是“贱种”。袁尝过辜嘴皮、笔头的厉害，有点惧怕，想和缓关系，托人请辜做他的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大洋，并云勾销此前一切恩怨。辜氏当时囊中虽然羞涩，但立即拒绝。袁世凯死时，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娱乐三日，以示哀悼。辜鸿铭却特意在家中开堂会，连续三日悬灯结彩锣鼓喧天唱大戏。

辜鸿铭身历两次帝制复辟，都如儿戏一般。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官帽(擎盖)也没了。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傲霜枝)还拖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辜鸿铭在张勋六十六岁生日时，集了一副对联赠之。联曰：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教在北大 扬我中华

辜鸿铭与北大结缘，缘于蔡元培。尽管他俩所行的“道”有所不同，在五四运动来临前夕，保皇党的辜却坚持与蔡同进同退。他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他很从容地说：“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罗家伦对他的形象的描绘当最具代表性：“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学生们对他的辫子当然觉得有趣，发笑。他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真正出语不凡。同学们戏言，谁要想一夜出名很容易，把辜先生的辫子剪掉，中外报纸准会刊登。

上课前，他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