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公案甚至延续到南明去。崇祯死后，太子下落不明，按祖法应该立最近的皇亲，亦即崇祯的堂弟、福王（亦即朱常洛的弟弟，分到洛阳作福王，后来被李自成吃了）的儿子小福王朱由崧继位。但东林党人余脉“复社”怕朱由崧报仇，坚决反对，主张立潞王。马士英效何进引董卓入京故事，引四镇军阀为奥援，立了小福王，是为弘光帝。清流们竟去勾结更大的军阀左良玉与之相抗，使得党争变成了武装斗争。左良玉率大军东下和马士英开战，使得史可法独自死守扬州，清军坐收渔人之利，不费吹灰之力便取了江南。
您说从事这些无聊内斗，置真正的国家大事于不顾，最终坑了国家的人，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那当然无论哪派都不是好东西。可按孔孟之道，人家争的乃是“大义”所在，“废长立幼”违反了祖训，这可是圣贤之道坚决反对的事，乃是必须以性命殉之的神圣原则，岂能依违两可？
那“贪官”与“清官”的分界也模糊至极。费正清早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乃是“贪污成为一种制度”，那意思是说，贪污被制度化，成了社会赖以运行的不可或缺的杠杆，把贪污除去了，社会也就必然陷于瘫痪。这涵义就是“有吏皆墨，无官不贪”，不贪污就无法做官。所谓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只搞“制度内贪污”，后者还要搞“制度外贪污”而已。
在费正清指出这问题后，国内学者吴思和易中天等人作了进一步阐发，吴思将“制度内贪污”命名为“潜规则”，易中天把它更名为“非典型腐败”。窃以为易先生的更名反倒有误导作用，让读者以为那不是典型做法。
所谓“制度内贪污”的表述仍然不是很准确，应该称为“贪污习惯法”或“腐败习惯法”。习惯法乃是为国家运转所需的不成文法，即使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仍然可有许多习惯法，英国的政治运作离开这些习惯法立刻就要瘫痪。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许多例子了：全国必须在五年内举行一次大选，国王不得否决议会提案，等等，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但若谁不遵守这种君子协定，国家政治运作马上就要乱套。
中国的“贪污习惯法”也是这种靠默契形成的习惯法。易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解释得很清楚：朝廷对臣工的深恩厚泽，只在于赐给他们权力以及象征性的工资，并不负责支付他们的行政费用，诸如雇佣幕僚、师爷、文吏的工资，差旅费等等，这一切开支必须靠他们自己使用权力去获得，而官场上早就形成了层层分肥的习惯法，亦即由直接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去“开源”，把打上来的“水”，以各种名目层层传递给那些不靠近“水源”的上级诸如督抚大吏以及京官们。您若拒绝组成这贪污链条的一环，就要使得整个政治运作机制瘫痪，不但自己无法谋生，遑论维持行政开销，而且必然成为大众眼中钉被踢出局去。这就是吴思先生发现的“清官淘汰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