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季羡林先生自己说的那样，这项桂冠他“已享用多”，（转引自傅国涌《季羡林的摘帽意愿应得到尊重》），这是一个前提。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已经享用多年，那么季羡林这个名字是否能像现在这样成为社会的焦点？是否还有那么多将“季羡林”三个字奉若神明，或“名誉主编”、或“顾问”的大大小小的丛书、辞典、杂志？我们用不着为尊者讳，每个人都会得出公正的答案。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季先生的做法意味着什么呢，这无非是名利既得后的淡泊作秀。须知，无论怎样的淡泊，季先生总不会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而任由自己的名字随意印在纸上的。而如果在根本就没有时间读的著作挂上名，那也不是学者应有的学术良知和审慎的态度。话虽然说的刻薄难听，或许就是我们以小人之见度君子之腹。但我们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既然老先生如此淡泊，凭着多年的人生感悟肯定知道盛名的负重，那么为什么开始人们有意无意奉送桂冠的时候不断然拒绝、不早澄清是非呢？为什么还要等到享用几十年后，在行将就木（请原谅我这种不敬的说法）的时候才要正式地“昭告天下”呢？就像一个我们奉若神明的圣人，在临终前告诉大家，我们对他的话不要相信，因为他自己也不相信一样，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让人怀疑，让人产生被欺骗的感觉。

由于不懂季先生专攻的专业，所以，对他的学术著作我不敢妄加评判，就像对待另一个和季先生享有同样礼遇的“学术昆仑”钱锺书一样。但是，老先生的随笔还是读过一点的。坦诚地说，从先生的随笔里，的确可以感受先生深厚的国学素养和对人生的哲学感悟。但也几乎就是这点印象。至于那种如鲁迅般对社会人心的挖掘，对人生的刻骨铭心的关怀，我却感觉很少。从某种意义上，季先生的学术和人生的随笔，和新时期重新浮出水面的大多数学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对失态时代里的失态人的失态表现，或是痛恨或是惋惜，或是唏嘘或是警戒，即使是当下的情状，也须有以往的参照。总之，是离不开那段历史。当然，如果对那段历史多一些振聋发聩的深层揭示，也自有它深刻的历史意义，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到我们期待的尖锐的声音。而且，正如傅国涌先生说的那样，在社会公正、弱势群体等公共问题上，季先生缺乏鲁迅式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所有的良知和担当。所以，对于象牙塔之外的平民百姓而言，季羡林可能是“国宝”，但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保护的国宝，而非为民请命的精神战士。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精神斗士，更不能让一个人切断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带着痛苦记忆的人生阅历和历史。但是，如果只有从后顾中才能发现现实的意义，缺乏原创和前瞻，就像瓦尔特"本雅明在《单行道》一书中写的那样“好像只有知道把自己的过去看作强制与贫困之畸形产物的人，才有能力使自己的过去在当前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难免不让人感到遗憾。因为，即使是我们期待的大师，也没有逃脱这种从历史磨难要尊严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