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本名林白薇，生于广西北流县。毕业于武汉大学。1996年至2004年为自由撰稿人，现为武汉市专业作家。居北京和武汉两地。
19岁开始写诗，后以小说创作为主。1994年发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在文学界和读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此后被认为是“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97年出版《林白文集》4卷。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青苔》、《玻璃虫》、《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致一九七五》等，中篇小说集《子弹穿过苹果》、《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回廊之椅》等多部，散文集《前世的黄金》等七部，以及跨文体长篇作品《枕黄记》，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日、韩、意、法等文字在国外发表出版。1998年获得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奖，长篇小说《万物花开》被列入200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入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妇女闲聊录》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年度小说家奖。知青生活算不上极端的经验潘小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1975这个年份仍然会和特殊的时代联系到一起。而你的最新小说《致一九七五》却选择1975年这个年份来写，请问，这个年份对于你本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林白：1975不是政治文本，不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年份。它只是一个个人的标志性的年份。因为1975年的上半年我还在学校读书，但几个月后我成了知青，这样的反差对我而言影响非常深刻。1975年，是我下乡知青生活的开始，也是我真正成长的开始。所以，我写的1975，不是别人的1975，也不是一个国家的1975，而只是我自己的1975，小说里要讲述的也只是革命年代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以及一些内心狂想。潘小娴：对于每个人来说，很多极端的经验对自己都有着终生的影响。像你经历过知青的生活，也可以说得上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经验吧？林白：知青生活对我来说，算不上是一种极端的经验，相反，我觉得它是正常的，因为上高中的时候经常劳动，插秧、割水稻，种红薯等。到了插队，也还是从事劳动。在插队的第二年，我还当了大队小学的中学老师。1975年的知青比老三届的知青幸运多了，1975年的知青是看得到有前途的，所以，1975年的知青生活虽然也有些苦难，但绝望感并不深。我一直觉得我会写那段知青生活，幸亏以前没写。如果七十年代写就成了伤痕文学，八十年代写就成了寻根文学，九十年代写就成了新写实文学。而现在我写的跟别人都不一样，更接近《万物花开》的狂想式的写法。潘小娴：读了你的《致一九七五》，对你着力刻画的那个放荡不羁、随心所欲地生活的女知青安凤美的印象特别深。你在小说中如此感叹——“事实上，在成为一名先进知青和成为安凤美之间我总是摇摆不定。我既想当先进知青，却又暗暗希望自己成为安凤美。潜意识里我更愿意成安凤美”。其实，对安凤美怀有很复杂的感情，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人们共同心态的折射吧？林白：我对整代人的心理把握不好。我自认为自己不是很有现实感的人，对他人也缺乏洞察力。安凤美是一个内心很自由的人，她不想当先进知青，她还跟几个男人“好”，她想要的就是随心所欲地生活。其实，当落后的知青是一种避苦趋乐的人生状态。我觉得人的本性都会有这种趋向的，所以有过摇摆的复杂心情也应该是自然的吧。潘小娴：《致一九七五》中的雷朵，其爱情与人生很另类。雷朵和喻章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但他们有饭吃。而且雷朵的姐姐雷红还说——“雷朵比我们所有人都活得好”。这真的很不可思议的。真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生吗？你自己向往吗？林白：这是有真实的生活原型的。雷朵的内心一直都很干净，很天真，她是淡出生活的一类人，她跟现在的主流社会里的人不一样，我觉得她可能是有点宗教的情怀在里头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三个孩子真的没有去上学，他们原来生活在桂林，后来到了昆明。像雷朵这样的生活，不是单单向往就行的。因为生活是不能截断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延续性。雷朵从年轻时沿着自己的生活道路走过来的，所以她就走进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里。但我自己的生活却是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来，当然很难到达雷朵的那一步。据说泰国有个“善地”，那里有些人好像一天只吃一顿饭，自己种菜自己吃。像这样的生活，等到哪天我可以放弃一切了，也是可以过的。但前提是我必须有大智慧，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要来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不是一种自然的转变，而要有大的转折，也就是说一个拐弯。我觉得荒诞一直都存在潘小娴：《致一九七五》洋溢着一种荒诞魔幻的色彩。小说里描写了很多荒诞的情节。比如，打鸡针，要从公鸡的血管里抽血，然后再注射到人的身上。还有吃胎盘，等等。作家李继慧曾这样说过：“这个世界已经很荒诞，人也跟着荒诞，结果也是如此。”从你的小说中，似乎也应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生是很荒诞的！你认同这个的说法吗？林白：打鸡针是一种普遍行为，因为历史上是曾发生过的，那是在1967和1968年的时间段里发生的，只不过我在小说里挪到了1975年。1967和1968年，打鸡针像一阵风，流传全国。同时流传的还有甩手操、吃红茶菌、喝鸡血等，那时走在街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都在做甩手操。当时，并没觉得怎么荒诞，但现在重新回视这些过去的东西，是觉得很荒诞。与打鸡针等普遍行为相比，吃胎盘却属于个人行为。因为小说中的“我”有个有利条件，母亲是在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的猪肉要凭票供应，自然没多少机会吃。而民间传说，胎盘是个“十全大补”。所以，小说也就出现了“我”吃胎盘的情节。其实，我觉得荒诞一直都存在。以前有很多荒诞的东西，现在也一样有很多荒诞的东西。比如说，炒股，不少人天天盯着钱发狂，那就很荒诞呀。可以说，在高速发展的经济时代，也许比以前发生的荒诞事情还更多。你每天看看新闻看看报纸，不是也发生着很多不可思议的荒诞事情吗？唯一不同的是，荒诞的内容与形式有所差别罢了。潘小娴：还有那一头会跳栏的“猪”，也写得挺荒诞的。那是一头老是跳栏、关不住、热爱自由的猪，这头名为“刁德一”的又黑又瘦的小猪仿若全身的细胞都充满了灵性与反抗性。老让人想起王小波写过的那一头特立独行的“猪”。你是用热爱自由的猪来投射人们不羁的灵魂吧？林白：当时我的生活中的确养过这样一头黑猪，比人都高的猪栏它能跳出来，而且越喂越瘦，后来跳栏跑掉了。这头会跳栏的猪，有着诗人和壮士的双重灵魂，是人向往自由的一个象征。《致一九七五》是带着个人血肉的，它的记忆，它的色彩，它的沧桑感，都融入了个人的情感，以及个人的幽默。我觉得好的创作，更多的还是要从我个人的生命出发，去观照广阔的外部世界。我在文学的“斜路”上走得很远了潘小娴：对最新小说《致一九七五》，你作了那么一句有趣的评价——这是“走在斜路上的长篇小说”。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斜路”？林白：“斜路”是一种调侃的说法。《致一九七五》是一个非常规的小说，它既不符合一般人对小说结构的认定，也与我以前的小说不同，尤其特别的是前言和正文一样长，风格也不统一。对于那些习惯看“正常”小说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像小说。潘小娴：对，读《致一九七五》的确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感觉。《致一九七五》分为上下部，上部是前言《时光》，下部才是小说正文《在六感那边》。这种结构很新奇，当然也很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请问，你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这样的特殊文本去创作作的？林白：2005年，我回到了阔别了30年的故乡，对岁月的感慨，像屏风一样，细密而真切地漂浮着流动着。当然，这是很长很长的屏风，所以，我觉得一两万字，是远远也容纳不了我的百感交集的。作为小说的“前言”，我一气写了17万字。我一想作为前言实在太长了，就改为上部，原来的正文是下部。上部是对时光的追忆与重构，有点回忆录性质。下部则是一个知青小说，一种狂想性的写法。潘小娴：阅读《致一九七五》，很具体的一个感觉是非常散文化。特别是上部《时光》里的情感式回忆录，里面的人物都飘浮在时空中。感觉你更愿意用散文来创作小说。在你个人的写作经验里面，你认为散文小说的创作可能更为广阔吗？林白：我觉得老是强调小说性是一种写作的局限吧，就像文学老是要强调文学性一样，这样就容易画地为牢。作家要表达的是对整个生活的想法，而不仅仅是塑造人物。小说的道路是多种的，比如说《红楼梦》这部非常伟大的小说塑造人物和讲故事非常成功，但这只是其中的一条创作道路，小说的创作应该是有无数条道路的，不能因为有了《红楼梦》的创作道路，就说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不是一条创作道路。其实，不同作家的天性不一样，选择的小说道路就不一样。就像一棵树，本来是弯曲的，但你硬要拉直，就很容易毁掉了它。因而我以为，自然地选择适合你自己创作的道路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喜欢拘泥于某种既定的写法。现在这种，有点像一滴水滴下来，在纸上自然地洇开。这跟我的美学观有一定的关系。我认为散文化的小说应该也是小说的一条宽广的道路。所以我在后记里说，我在文学的“斜路”上走得很远了。记忆是不可靠的潘小娴：《致一九七五》前后用了10年时间创作完成，这是你迄今为止写得最久最累的一部作品吗？林白：对，《致一九七五》10年前就开始创作，前后耗费了我10年时间，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写作状态。1998年我回了一趟广西，触动了很多少年时代的记忆，那年的8月我就动笔写了。但中间中断了很长时间。直到2005年8月我又回了一次广西，整个感觉和1998年一样，感觉瞬间复活，我又重新开始写了起来。我先写了上半部分《时光》这个回忆性质的前言，然后再重写了《在六感那边》。《时光》实际上可以作为整部小说的前言，这里面当然有我这个叙述者许多回忆在里面，相对而言虚构的成分弱一点。但事实上，这种记忆是不可靠的，当我写完《致一九七五》再看我当年的日记的时候，我发现我写的跟当年大不一样，跟我小学中学同学（吕觉悟的原形）的回忆也很不同，所以我意识到即便是前言，即便我以为我在回忆，其实也是一种虚构，是重新创造了一种回忆。潘小娴：《致一九七五》集中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记忆与内容，有香塘、六感、沙街、东门口、西门口、水浸社、火烧桥、龙桥街等北流的乡村和街道。一般来说，一个作家一般总是选择他感情深处最熟悉、也最亲切的题材，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感觉来。可以说，您的创作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应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林白：对，可以这样认为。2005年我回到家乡，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1998年我回去的时候沙街还在，7岁到12岁住的房子还在。2005年回去就拆成一堆废砖头了，幼儿园也成了危房。我如果再不写下来就永远没有了。潘小娴：评论家陈思和评价你的《致一九七五》这部小说是“后革命时代”：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但一切都充满了疲惫、怀疑和自我消解的味道，本质上是对前期的“革命”理想与激情的反讽。你认同这个评价吗？林白：有疲惫，也有亢奋，有怀疑，也有激情，有自我消解，也有自我狂想。当然有反讽，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人对革命没有他们的前辈那么认真。文学会成为内心的保护膜潘小娴：你曾经说过“文学是弱者的巨大依靠”。请谈谈为什么？林白：我是一个软弱的个体，面对坚硬的社会就是一个弱者。文学会成为你内心的保护膜。潘小娴：“个人化写作”与“女性主义” 这两个标签经常出现在你的身上，你是怎么看待的？林白：无论“女性写作”还是“个人化写作”，这都是评论家为了方便自己的论述而设立的归类。但我认为，任何标签跟写作者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估计绝大多数作者都不是为了什么标签而写作的。标签对作品本身的丰富性肯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如果读者对个人写作、女性主义感兴趣的，自然可以能带来阅读的享受。■最新作品《致一九七五》林白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年11月。《致一九七五》是林白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取意并非“文革”题材，而是一个人的内心狂想与日常生活。全书结构特别，分为前言和正文两大部分，前言通过主人公李飘扬对往昔三十年的追忆与重构，以一种饱满真挚的情感回忆故乡南方边陲小镇上的少年生活。正文是知青生活的个人化叙述，表现了对爱情和未来的内心狂想。文章引用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