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林白本月出版其最新小说《致一九七五》，该书原稿共34万字，其前言竟然长达17万字。针对外界的诸多质疑，林白表示：“前言如果没有10万字，我内心的感受是平复不了的”； “我知道读者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的文学创作是不会取悦别人的。我觉得作家去取悦读者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我的写作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2007-12-20《南通日报》）

17万字的前言也许是中国小说史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一个纪录；这个纪录只诞生于今天——因为今天的人们比之从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大度和宽容。

假如这事搁在30年前，简直不敢想象，因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从前我们对包括作家在内的文艺家们的共同要求，所以，如果有谁提出“我的写作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一类的观点，必然要受到批评乃至批评。

我们当然不能说“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说法就一定错了，因为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如抗日战争时期，当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的时候，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宣传抗战，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到救亡斗争中去，是举国之大事；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我们的作家、文艺家，也不该袖手旁观，置身事外。让我们十分欣慰的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与勇气，创作出了不少为政治服务的优秀作品。比如说肖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等。

不过，我们恐怕不能因为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而忽视其最基本的功能：自由地表达作家的思想与情怀的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写作在常态下，应该是非常私人化的一种行为，因此，只要作家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其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与公共道德并不相违背，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作家的选择横加干涉。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假如不喜欢某作家的创作方法与创作风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又是可以通过拒绝购买一类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立场的。

因此，一方面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无疑应该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火热的生活，投向我们周围的人群，与时代同呼吸、与老百姓共命运；然而，另一方面，鉴于在公民社会中，创作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自由，所以，对于这些我们只能提倡，也可以引导，但却不能强迫。所以，作家林白只要她原意，哪怕是“前言”写得再长，我们也不能喝令她“斩首”。

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文学、文学家更强调的是个性而不是共性。在中外文学史上，并非是为“取悦读者”而是为了自我表达的需要进行写作的作家不胜枚举。曹雪芹，比如说马塞尔·普鲁斯特。而正是在“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的情况下，他们写出了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史的经典的《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致一九七五》能够成为比肩这些巨著的经典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假如没有相对的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那么，经典的诞生必将异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