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不要随便串门！”因为每个领导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家即是办公室，小孩子串门即有妨碍大人办公之嫌。中南海里虽说不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是岗哨也是够多的。除了甲乙丙区分界路口有岗哨外，重要领导人的家门口还增设了岗哨。这些都使小孩子们望而却步，自动地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我的少年时期，除因与刘丁丁曾是同班同学，时有来往外，与其他小朋友的接触极少。

偶尔，丁丁带他姐姐刘涛和几个弟弟妹妹来我家，目的是翻阅小人书（连环画）。那时，我家的各种图书都很多，除陈伯达自己常跑书店购买学术类书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将新出版的部分书赠阅于他。这些赠阅的书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书。刘少奇家藏书不太多，更没有这些小人书。可能是刘家的孩子有时来我家看书的缘故，有一次，王光美专门送了一大瓶葡萄干给我妹妹岭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们之间来往少，还源于大人们之间来往少，串门少。大人们除了中央召集会议时聚在一起外，私下里的来往稀少到几乎屈指可数。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随着田家英地位的提高，陈伯达与田家英在六十年代逐渐疏远了，但他们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保持着书客之谊。陈伯达去琉璃厂逛旧书店，仍常约上田家英、陈秉忱一起去。直到毛泽东亲口告诉陈伯达，田家英在背后讲他的坏话，两人的关系才出现了无可挽回的破裂。

与陈伯达在古籍书画上有过交往的，还有几位住在中南海以外、甚至是北京以外的文人墨客。他们当中有：郭沫若、李一氓、王襄、阿英、黄冑等。王襄是中国第一代甲骨文学者、书法家、曾任天津市文史馆馆长，阿英和黄冑分别是著名的文人和画家。他们与陈伯达之间时有交往，并且互相赠送过古籍书画等。陈伯达倒台后，他自己购置的书籍连同过去朋友们赠送的书籍全被抄没，直到他去世，都再也没能看到这些物品。1996年，经笔者再三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收存陈伯达物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才发还了很少一部分书籍。其中除了有康生和陈秉忱赠送的碑帖各两本外，其他人赠送陈伯达的书籍均下落不明。

那个时候，大人们之间的来往，小孩子们是并不在意的。小孩子们在意的是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这里就顺便说一说中南海里的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到大人们不同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