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育英小学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一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所有这类学校都对社会开放，学生费用全部自理。在此之前，育英小学实行的是供給制，学生们从食宿到衣服，一律由学校包揽，费用由公家拨付。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后，这些费用都由已实行薪金制的家长们支付了。

育英小学改制后，规定每个学生除了学杂费外，每月的食宿费为三十多元。这对我家是没有问题的。但刘少奇家的孩子多，如果都住校，就负担不起了。为了节省开支，刘家就让丁丁转学到离中南海较近的师大附中，每日走读，至少不用花住宿费。

1959年我小学毕业，考入位于圆明园遗址的一○一中学上初中。刘丁丁也到了该校，但和我不是一个班。一○一中名气虽大，但当时设施落后，生活条件艰苦，学生宿舍连暖气都没有，食堂伙食也极差，因而各项收费都很低廉。学生中，干部子弟、普通百姓子弟、周围几所大学的教师子弟，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干部子弟中，因嫌该校生活艰苦而中途转学者，不乏其人。

每逢周末回家和返校，我和丁丁仍结伴同行。我们俩除了在动物园转车时，偶尔在货摊上买包两角钱的花生米或伊拉克蜜枣（当时国家从中东进口了许多这种蜜枣），填补一下未吃饱的肚子外，从来没有往学校带过食品，可见丁丁家和我家一样，没有多余的食品，不像蒋南翔的儿子蒋延东等个别同学，经常往学校里带糖果等食品。

1962年我和丁丁初中毕业，我考入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中，丁丁因成绩差，没有考上高中。一○一中曾提出可破例留他再读一年，但是刘少奇没有同意。后来丁丁被分配到良乡农业机械学校（该校属于中专，录取部分中考落榜生）。那所学校位于房山区，离市里很远。从此我和丁丁就未再接触了。

除了刘少奇家经济不宽裕外，困难时期，李富春、蔡畅夫妇一家的粮票也比较紧缺。那时，他们老俩有个外孙，小名叫安德列，和他们住在一起。安德列比我小五、六岁，平时与我没有说过话，他的父亲是苏联人，故其外貌酷似俄罗斯人，而且起了个俄式的小名。

有段时间，不知为何，安德列常单独一人去西楼餐厅吃饭。一次我和李玉元（1958年李景如调到清河制呢厂工作，李玉元接替了他）去打饭，正遇见一位厨师在过厅中央的桌子旁训斥安德列。我们见状只好退坐到摆在东墙根的椅子上。厨房里叮叮当当的炒菜声淹没了厨师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安德列走了。李玉元问厨师：“什么事呀？”厨师说：“他吃饭有好几天没给粮票，那哪行啊？我在给他上政治课，催他赶紧交粮票。”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南海里的生活氛围基本是祥和、清静的，但有时清静到了过于肃穆的程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寂寞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