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经济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数居民一样，都经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饭要粮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人沒有什么不同，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他们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东墻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

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

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

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

我们家是极少使用特供证的，陈伯达从来都是烟酒不沾。在困难时期，陈伯达的粮食定量也定得极低。

有一次我和刘叔宴谈到，有个同学说他父亲参加中央的会议或到外地开会时，吃饭不用交粮票，所以他们家的粮票很宽裕，我说我们家粮票可是很紧，他都不相信。

刘叔宴皱着眉头说：“会有这种事？不应该的！你爸爸开什么会都要交粮票的。”

“去外地开会也要交粮票吗？是不是也可以不交，你们自己非要交的？”

“前些时候你爸爸去庐山开中央的会，会议通知上还写着叫带粮票呢。每次开会我们都是按规定交粮票的，沒有过例外。你爸爸粮食定量才21斤，我是24斤，咱们家粮票一直很紧啊！”

“爸爸粮食定量怎么那么低呀？”

“机关里让自己先提出定量的数字，你爸爸报的是21斤，就给定了21斤。我比你爸爸多报了3斤，就定了24斤。”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难以忘却。

我在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中的第一个学期，一次周末回家，我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时，谈了从同学处听来的情况：

“有个同学，初中是在八一学校（北京军区管辖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上的学。他说，最困难的那段时候，八一学校的粮食也不够吃，学校就想办法买了一批不要粮票的高级点心，分给同学们吃。有的同学不愿意吃点心，都给扔了。”

“不要再说下去了！”父亲突然愤怒地大喝一声，吓了我一跳。

“别这样，听一听他们小孩子讲的，可以了解些情况。”刘叔宴冷静地说了一句。

父亲把空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饭也不再吃了，起身到书房去了。

“爸爸怎么了？”我很不理解爸爸的举动，他很少这样发脾气的。

“哎，这两年国家遇到经济困难，粮食紧张，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可是竟然还有人这样浪费粮食！你爸爸听不下去这种事。我们有些干部子女也是太不像话了。你爸爸现在连规定供应他的鸡蛋都不肯吃，因为他知道国家正在出口鸡蛋，用鸡蛋来换取急需的农业机械。前几天办公厅管伙食的人还来劝过你爸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