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这一栏为什么没有填？”卫兵怀疑地质问。

“发给我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陈伯达慢腾腾地回答。

卫兵皱了皱眉头：“那你到警卫室去一下吧！”

陈伯达与我一起进入门内东侧的警卫室。一个军官态度还算和气，让我们先坐下，自己起身到里间屋去打电话请示领导。不一会儿，军官放下电话走出来，连声道对不起。陈伯达说：“没关系，你们做得很对。”

这件事本来是小事一桩，没想到事后却传遍了中南海。

1990年，我妻子张兰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工作。该所办公室副主任邹本浩，当年在胡乔木处工作过。一次，他与我妻在闲聊中提及此事，便笑个不止，说是当时听说陈伯达因不修边幅，布衣旧衫，被卫兵当作是盲流市内的野老，挡在大门之外盘查许久云云。其实事情并没有那样复杂。陈伯达毕竟持有中南海的出入证，该证属于绝密证件，并非一般人所能拥有。须知当年社会上还没有时下那种高超的作伪技术。

无论是受到卫兵的敬礼也罢，还是受到卫兵的阻挡也罢，都反映了一个现象：居住在中南海里的领导人，要想像普通市民一样随便行走，过普通人的日子，是很困难的。他们正在被有形的高墙和无形的官场习气包裹起来，不知不觉地脱离了一般的老百姓。陈伯达对这一现象深为反感，他总想在造成官民隔离的有形和无形的墙上开一个缺口，所以他常说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然而有些高官却对官民隔离的状态十分习惯，几至一日不可或缺，他们时时刻刻害怕别人把他们当成了一般的老百姓。

1970年陈伯达倒台时，我正在石家庄市第一制药厂当工人，组织上规定我不得离开石家庄。

1979年冬，禁令被打破，我有了一次与同事一起出差北京的机会。当我坐着无轨电车从北海大桥上驰过时，我看到大桥原来低矮的汉白玉栏杆已被换成了一人多高的栅栏式铁栏杆，不禁心头掠过一丝凄凉。我在石家庄已听说过更换栏杆的事，知道这是为了防备有人越过桥上的栏杆进入中南海而采取的安全措施。但现在亲眼见到这种景象，仍不免为之怅惋。想当年中共中央在陕北根据地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与群众是那样的水乳交融。国民党曾以几十万元大洋悬赏捉拿毛泽东、周恩来的首级，可毛泽东、周恩来仍安然居住在寻常村落之中，门前仅只有一名哨兵，其情景曾令美国记者斯诺大为感叹。可是现在革命已经胜利了几十年了，领导人的安全反而越发成了问题，甚至连厚实的高墙和成群的卫兵都仍觉得不够保险，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某种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