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们即来到一个小型的演出厅。毛泽东正坐在此厅中间的一张长沙发里观看折子戏。一个不到十岁的小演员在饰演孙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泽东看得聚精会神、喜笑颜开。一出戏演罢，毛泽东笑呵呵地向小演员询问年龄、身世等情况。这时，陈伯达转身问我和两个妹妹：“我领你们见见毛主席，好不好？”我们连连点头。小演员刚退场，陈伯达大步走到毛泽东身后侧面，说：“主席，他们小孩子想见见你。”话音刚落，毛泽东立刻站了起来。我和两个妹妹赶紧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时，我们都是用双手和毛主席的双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间没有说一句话，气氛显得十分严肃。

事后，刘叔宴对我们说道：“你们见毛主席时也太紧张了，连一句‘毛主席好！’都没问。”

前两年，看了权延赤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书中记述了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谈毛泽东接见来客的一些情况：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照李银桥所说的情况，毛泽东接见我们兄妹时，从沙发上站立起来，是破例的举动。因为，虽然当时毛泽东是处在公众场合，但那是一个娱乐的场合，仍然不必拘泥任何礼节，何况我们仅只是他的下属的子女而已。我想，毛泽东之所以很郑重地从沙发上站立起来接见我们三个小孩子，很可能是因为他已知道我哥哥陈小达之死的内情。而此时，陈伯达本人却还不知道陈小达之死的事。

毛泽东在天津，是住在马场道5号的一栋花园洋房里，那里解放前是美国驻天津领事馆，解放后改作招待所。陈伯达则是住在一位资本家的旧宅。该资本家有多处住宅，解放后他把其中不常住的房子捐给了国家，也被改作招待所。后来几年，陈伯达去天津搞工业调查时，也曾住过马场道5号毛泽东住过的房子。有一回节假日，我们家属也同去那里住过。那所房子结构灵巧，但毕竟年代久了，内部并不显得豪华。天津在1958年还曾专为毛泽东盖过一处平房，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

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兴土木，中南海在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的管辖下，也曾准备大拆大盖。当时，陈伯达闻讯后很生气，曾在家里和刘叔宴商议，如果中南海大兴土木，就搬出中南海，并告诉我们兄妹准备搬家。不久，杨尚昆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擅自决定把居仁堂（解放后曾作为中央军委的办公处）拆掉了。毛泽东回北京后，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发现居仁堂不见了，很是生气，严厉批评了杨尚昆，终于制止了杨尚昆在中南海大兴土木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