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习俗游牧民族的女主称制

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礼仪制度尚不健全，礼法束缚比较微弱，故“男女大防”也不如汉族那样森严，妇女和男子一样都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后妃一旦临朝听政，不必垂帘“遮羞”，可以直接面对面地向朝臣发号施令。

从史料记载可知，少数民族政权并未建立起一套合乎儒家礼法、严密规范的垂帘制度。游牧民族的女主临朝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由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及妇女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北魏、辽、金、元王朝，后妃都有与皇帝共议国政、处理政务的一段历史，并由此影响着她们的行动与心态。这是垂帘制发展过程中一个颇具特色的变化。

女主临朝在历史上往往被视为一个朝代衰败的征兆，但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朝并非如此。辽太祖、太宗之世，述律后参与朝政数十年，对稳定辽朝初期的政局做出了重大贡献。自从她在权力斗争中为其孙兀欲击败之后，世宗、穆宗两代无女主听政之事，但这一时期权力斗争仍然异常激烈，两代皇帝都先后在权力斗争中死于非命。

蒙元皇帝共有13人，而参与朝政的皇后多达11人，其中辅佐皇帝者有之，选立嗣君者有之，摄国称制者有之。蒙元皇后临朝与汉族皇太后垂帘听政的体制及原因颇不相同，从中也可看出以草原为家、四时迁徙的蒙古族即使入主中原，建立了大一统的元王朝，但皇后的临朝称制仍然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某些特点。

元代对后妃干政不加限制，故即使皇帝是英主明君，且身体健壮，亦容许后妃参与政治，出谋划策，与自己一起治理天下。《世界征服史》生动地描绘了窝阔台对其儿媳信任的程度：“当合罕(窝阔台)实施任何政事时，不管是关系到帝国的前程还是关系到军队的布置，他总是首先跟她商讨，并且不容许改动她提出的一切提议。”

垂帘史顶峰慈禧太后君临天下

清代末年，垂帘听政制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为一套严密、系统、完善的政治体制。但是这套体制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伴随着残酷的政治斗争，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历程。

清代建国伊始，并不容许后妃干预朝政，幼主即位，往往以摄政王代行皇权，或以辅政大臣辅佐少帝，处理国家大事。正如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说：“清代家法不许母后专政，凡冲主御极，若顺治时之摄政王，康熙时之辅政大臣，均未有垂帘之事。”但事实上，这条“家法”在清初就受到过考验，险些被冲破。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世祖福临驾崩。康熙帝年纪尚小。江南桐城县生员周南在“诣阙”上疏中，曾要求孝庄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孝庄太后颇有政治才能，论威望和地位完全可以左右局势，垂帘听政，但她宁可在幕后辅佐康熙，而不愿到台前来垂帘，故周南的建议为孝庄太后所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