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起义，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咸丰开始临政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酗酒，酒醉后经常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往往也难免皮肉之苦。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听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英法等国的修约问题所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英国人这次非要让天朝彻底低下高傲的头颅不可。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例，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

他们想像中的互派公使是，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后来他们觅得一个借口，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这艘亚罗号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的是英国旗帜，也就是说，归英国保护。这又是一个转型时代的国际化产物。

香港被割占后，海上的商业活动大为增加，海盗的生意日渐兴隆。据说该船也参与到其中的海盗活动，所以两广总督叶名琛派人将他们缉拿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