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诺效应很快出现。赛事结束后的日常训练中，朱毅斌发现手下的几个小队员动作紧缩，学习新动作时身体明显能躲就躲。而汪瀛士在招收新队员时，也在家长那里遇到了更多的阻力，以及更多关于风险规避的问讯。

　　王燕在上海接受治疗的4个月时间，朱毅斌在杭州一直没能让心中的阴霾拨云见日。他不知道那段日子自己怎么过来的，虽然在队里有领导、在家里有亲人的安抚，但他依然感到无以缓解。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犯傻，发呆，也哭。运动员的一点小伤，都意味着此前几个月、几年的训练进度归零，心血白费，何况这种险些夺去生命的重大意外。

　　朱毅斌说，若干年后如果偶遇退役工作的王燕，他的心里还是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隐隐的东西被牵动。

　　王燕不是朱毅斌成绩最好的弟子，而且即便不受伤，她也不太可能在赛场上取得超越全国第二名的成绩。但在内心深处，他一辈子都不会把她放下了。

　　教练朱毅斌与王燕一样，被动地成为了“名人”。

　　6月10日前，朱毅斌从没有过接受记者采访的经历。后来虽然有了，却也不是因为什么好事。王燕的感受与他类似。

　　相比于桑兰由于一名外国教练突然“马”前探头而导致自己动作变形，王燕的意外其实不很意外。但王燕的幸运却是真的幸运。汪瀛士和朱毅斌都不认为，用 “奇迹”二字去形容王燕的恢复进展有多么贴切。从抢救工作来讲，保护措施和动刀水平都无可挑剔，不但及时而且到位，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王燕的中枢神经没断。

　　朱毅斌一直相信王燕能够重新站起来，“但她的特殊性在于 ‘高位’，脖子那里事关呼吸，很敏感。当时王燕的头不能动，哭的时候眼泪刚好往脖子上的手术刀口那里流，很怕她感染。我一直叫她控制情绪，但小孩子还是老哭，一半是因为生理上，呼吸困难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另一半是因为心理上，王燕也大了，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她也知道这个伤万一好不了会有什么后果。”

　　汪瀛士认为，类似这样的重大不幸，无论发生在什么项目上，对人的打击都是惨痛的。跨度9年的桑兰事件与王燕事件，汪瀛士希望也能在积极层面上发挥作用，例如运动员的善后安置政策。“如果你不把出口的问题解决好，运动队的进口就必然受到牵连。”

　　6月10日前，朱毅斌没有过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经历。后来虽然有了，却也不是因为什么好事。王燕的感受与他类似。在上海的重病监护室里，她第一次见到了中央五套的电视记者。“我不喜欢接受采访，看到摄像头就想跑，那次接受采访是因为我跑不掉。”

　　王燕的回避，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但这个九零后与大人们的分歧在于：“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不能表现出来呢？” 竞报记者李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