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年来，法家思想牢牢地成为秦国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在这种理论之下，秦国历代统治者不以王道而专务霸道，不以仁德布天下，而专以刑杀立威。秦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以至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为了束缚人民秦国制定了严密的法网，史称：秦法多入牛毛而密如凝脂，处处约束，一举一动皆有法式，在不合理的恶法酷法之下，老百姓丧失了人身自由，动辄得罪。为推行法律，秦国“杀人盈野使渭水尽赤”，在法家重罚论轻民论之下，很小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偶语者弃市，犯律者连坐。”秦国统治者“杀人如恐不举，刑人唯恐不胜”。以至于各地都出现了“褚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惨状。（实际上，不合理的法律制定的越多越细，就意味着犯法的人也就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律越没有尊严，越没有可操作性，而国家在执法的过程中反而会使社会矛盾扩大化尖锐化，激起仇恨与逆反威胁自身的统治，这是秦王朝“以法治国”留下的最沉重的历史教训，当政者应引以为戒。）总而言之，法家理论把秦帝国锻造成为一个对内疯狂镇压，对外野蛮扩张的战争机器，一百五十年来这部机器高效率地运转着，将秦帝国推上了历史的巅峰，也将他带入了谷地。他摧毁了六国，但最终他还是摧毁了自己。孟子曰：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兵不弭，必将自焚”持续拧紧的发条，终究有一天会嘎然而断的。这充分证明了秦所遵循的法家体制只适合并天下，而不适合治天下。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秦王朝“成也变法，败也变法。”

二政治层面

信奉法家思想的秦国历代统治者有着称霸天下，兼并诸侯的明确政治企图，秦国急需能够富国强兵的实用人才，而人才决非秦国所独有，为此历代秦王尤喜游说之士，话语投机一拍即合则委以重任，甚至秦国政治最高职丞相之位，都向客卿开放。秦统治者对人才的使用重才不重德，一切只从实用出发，有用则用之，无用则弃之，价值取向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在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之下，只要对统治有利什麽奸才、怪才都能受到重用。六国游说之士怀着各种目的来秦游说，其中不乏投机者、冒险政客与阴谋分子，可谓是鱼龙混杂。商殃、张仪、范雎、吕不韦、郑国、白起、李斯、尉缭、韩非、赵高、章邯看一看秦国所重用的人才就不难发现，其中有德才兼备者，但更多的是有才无行之辈，他们大多数人为了争权夺利，邀功得宠，互相勾心斗角玩弄阴谋权术、落井下石甚至于相互构陷至对方于死地，只顾私利，并不以国家大局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