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她得到的评价是: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按照“文革”期间的说法,扩大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省外,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此时召开全会,解决中央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但是,事在人为,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十人,就过了半数。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

陈少敏是党的八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知道呢!从1967年开始,她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还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坐“喷气式”……

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当他发现报到名单上没有陈少敏的名字后,就派中央办公厅的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去问明情况。

挂着军用车牌号的北京吉普来到复兴门外的全总大楼时,得到的答复是:陈少敏是叛徒,不能让她参加中央的会议。中央办公厅的人说,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周总理要我们来问情况、送通知的。造反派还是不同意她去开会。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放行了。

陈少敏后来回忆说:当我拄着拐杖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会就要开始了。周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声：“到!”

全会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讨论”。名曰“讨论”,实际上是对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行分组围攻。

上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她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少敏很愤懑。她从理智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此安慰少奇同志。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久经风霜的脸直往下流。她想不通,她有意见。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她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么批判和围攻,陈少敏拒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对来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同志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