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看戏盼包公出场，因为只要他一出场便好人得救，坏人被惩，万事大吉了。后来事经得越多对包公的反感也越多，就拿《狸猫换太子》来说吧，包公经过初步调查发现了皇帝流落在民间的生母，此事非同小可，因为当时宫中还有一位“太后”，这事绝不仅仅与孝道有关，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及时用妥善的方式向皇帝报告，研究合适的解决办法。可包公呢？去皇宫见到皇帝先问：“国中有不孝之人皇帝该如何处置？”皇帝回答：“应该杀头，不孝之人是谁？”包公说：“不孝的就是你。”气得皇帝要杀他，经人求情保住性命后才把找到皇帝生母的消息上奏。事没开始办就差点把命搭上，乍一看，包公简直缺心眼，细想则不然：文曲星君下凡，断案如神的龙图阁大学士岂能如此不知深浅，唯一的解释是包公故意如此。

这并非瞎猜，古时人臣尽忠不外乎“文死谏、武死战”，直谏不避生死可以赢得极高的声望，对一些人来说，以一时被贬换取敢于直言的名声，甚至拼得一死青史留名是很划算的买卖，于是提意见这件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对不少人来说，出名在首位，把事情办好倒在其次。

清兵入关后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不少农民起义军将领都与南明政权联手抗清，如原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就一度掌握了永历朝廷的大权。一次在作战中俘获了几个降清的叛臣，孙可望将之处死，朝中一个叫李如月的御史却上书为叛臣叫屈。诚然，孙可望后来发动叛乱，兵败又投降满清，大节有亏，其秉政时也颇为专横跋扈，但他惩治叛臣并无不当，李如月就此事大做文章并非处于公心，而是看不惯“流贼”当政，要在士大夫面前体现自己的“原则性”。有趣的是，李如月刚上书时，永历皇帝既怕孙的专横，又觉得其奏折是非不明，便将其奏折留中，以避免矛盾。可李如月偏要太岁头上动土，自己将奏折重抄一份转交给孙可望，结果孙可望大怒，将李如月杀死，李死后果然赢得了不少人的称赞。

对李如月这种故意找死的行为，明代的万历皇帝的一句话很贴切——“讪君卖直”。就是皇帝即使没错，也要找出毛病来提意见，对能好好说的事情，则要千方百计激怒皇帝，让他处罚自己，制造悲情效应，以博得直言的名声。万历昏庸懒惰，“讪君卖直”一说不过是为自己的错误开脱，但这句话却清楚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一些明白此中奥妙的帝王便能在臣下尖锐乃至尖刻的批评面前不至于给气昏了头，例如嘉靖不杀海瑞就是如此。本来就让你骂了，再下杀手成全你千古诤臣的美名，皇帝岂不是太亏了吗？

明白这些，才理解了贾宝玉对所谓“文死谏，武死战”的厌恶，“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他将这些人斥为“禄蠹”，真是深刻，无怪有“少不读《红楼》”之说，不更事之少年如何能懂其中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