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农民的儿子。

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最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

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天壤。在这个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们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作实为打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了农民已经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走进大都市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的家乡山清水秀，比地狱漂亮多了。我这几年常常想回家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家乡误作天堂。经过最近二十几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一个群体而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很少将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他们的需求、权利和感受。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问题，讨论健康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

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而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着回去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够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只能领到一千多块钱。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就几年，最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农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能够真正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有一年我在六月份回过一次家，在村里住了两个多礼拜，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几乎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