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方面是居民的交通成本增加，并将直接影响到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即使在公共交通完善的情况下，由于其居住地和就业地的空间距离拉大，交通成本也会大幅上升，也就意味着其刚性支出的增加，这就必然会带来其整体可支配收入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其日常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最近北京采用降低公共交通资费、由政府来补贴公共交通的方式，其实就是对前些年大量经济适用房建造在城郊的一种补救。但是不管公共交通的费用怎么低廉，这些人群的实际支出仍然是增加了，这种增加也许对其他人群影响不大，但对于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影响有可能是严重的。

当然，由于经济适用房在城郊结合部建设所带来的效应可能远不止这些，这里也不可能予以穷尽，而大规模地、成片地在城市外围地区建设经济适用房所带来的社会隔离，将有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国外城市中存在的一些类似现象可以警醒我们，比如近年来法国巴黎郊区连续不断的骚乱，其产生的原因尽管有少数族裔的问题，但本质上也是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移置并集中到城市外围所造成的。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中低收入群体大量迁移到城市边缘和周边地区，由于其就业机会减少，新的就业岗位难以得到创设，相反，生活成本却又相应提高，有可能使他们的生存状况出现恶化，这就会滋长群体的不满，而同类人群的相对集中，就会强化群体内的相互影响和某种氛围的相互传递与累积，从而演变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当然，前面已经说到，经济适用房在城郊的建设显然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比如市中心的地价高和土地的高效率使用，这是完全按照市场逻辑所得出的结论。而政府的作用恰恰应该在于对市场的修正，这是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也是政府职能的立足点。所以说，经济适用房也完全有可能建在更为合理的地方。

孙施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