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的共同倡议下，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史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案例主要介绍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如何对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赢得了各国的尊敬与钦佩。亚非会议的成功对战后的国际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背景 （一）50年代初的世界形势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极格局进一步巩固。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战略，标志着冷战的开始。1949年美国同加拿大、英国、法国等11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宣布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简称北约，其宗旨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美国通过实施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和亚洲的同盟体系，建立前沿军事基地，向各国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西方联盟中确立了领导地位。 与此相应的，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了“老大哥”的地位。1947年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成立了由苏联和东欧国家组成的经互会；1955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对峙，两极格局稳定下来，成为冷战时期影响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二）50年代初亚非国家的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在亚非地区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殖民体系遭到严重削弱。亚非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增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亚非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二战结束到1955年初的近10年间，亚非地区新独立国家的总数由原来的15个增加到27个，它们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 但是，殖民主义在亚非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力图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维持其传统殖民利益，美国也企图排挤英法势力，取代老殖民主义者在亚非的地位，不少亚非人民还过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活。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巩固民族独立，推进民族解放运动，广大亚非国家迫切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团结与合作。 （三）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1955年，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比较恶劣。同我们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仅有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阿富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21个国家；另外，英国和荷兰与新中国有代办级外交关系；锡兰同中国仅有贸易关系。多数国家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有的国家在政治上受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对新中国有严重的对立情绪。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 美国对中国采取封锁、禁运等敌视的政策，拼凑了一些军事集团，形成不同层次的防御链条来遏制中国。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非法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 （四）亚非会议的发起 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间，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会议期间，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国家会议的建议，与会各国对此表示赞同。随后印度尼西亚又与印度、缅甸进一步协调了立场。1954年12月底，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就此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五国同意联合发起召开这一会议，并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其他25个亚非国家参加。 但是，美国却利用亚非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国家之间的隔阂，造谣诽谤，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1954年12月底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决定召开亚非会议后，美国官方和一些报刊就大肆进行诽谤性宣传，声称“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威胁集中在亚洲”，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说什么茂物会议公报的措辞是“含糊的”，开会的目的是“伪善的”，并鼓吹这是“反对西方的一个行动”，企图煽动一些亚非国家抵制这次会议。美国《圣·路易斯邮报》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希望根本就不要召开亚非会议。”另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透露：美国国务院对亚非会议十分恐惧，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万隆将会同美国所特别希望不要受中国传染的那些国家的政治家进行直接联系”。二、中国面临的选择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就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中国赞同正在酝酿中的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这年的10月和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先后访问中国，两位领导人在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都提到了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选择： 1.支持但不参加。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 这次会议的筹备，主要是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锡兰负责。这些国家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虽对新中国比较友好，但怀有戒心。另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百般阻挠新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同时，我们得到情报，为阻挠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美国甚至勾结台湾特务机关，策划了针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政治谋杀活动。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可以支持会议召开，但并不参加。 2.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上以意识形态划线。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在国际上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可以以意识形态划线，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3.参加会议，力促会议成功。 这次会议是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战后出现的推动世界走向进步的一股强大的潮流。亚非会议如果取得成功将会有利于亚非国家团结，促进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削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有利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和禁运；有利于促进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发展，改善我国的外交环境。 中国政府选择了第三条。 三、具体操作过程 （一）认真准备 1954年10月20日，当来华访问的尼赫鲁在会谈中再次兴致勃勃地提到召开亚非会议问题时，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一次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应该积极出席这次会议。因为这是打开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周总理接过尼赫鲁的话题，明确表示：“我们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也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这个会议是为扩大和平区域而努力的，因此，有助于和缓紧张局势。” 毛泽东十分欣赏周恩来的这一看法，也明确表示：“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在确定了我们参加会议的大方向后，周恩来意识到必须明确我们的参加方针，制定符合客观形势的政策。从1955年2月起，周总理立即着手筹备会前的准备工作，主持研究和制定了我们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在4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这份草案指出： 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愿望。 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 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调和缓和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我们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一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严格区分各国内政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上，亚非会议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是对的。但应在适当场合中，如在仰光会谈中，适当暗示我们赞成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但并不怕讨论这一问题。应该指出，内政不得干涉，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传播是无法阻止的；强调革命不能输出，但同时任何一国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的干涉。 这份草案经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审核后，代表了我国即将出席亚非会议时所持的态度。在准备出席会议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同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二）迎难而上 1955年4月7日，刚刚做完急性阑尾炎手术的周恩来，在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乘坐中国空军苏式里—2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8日中午11时30分抵达昆明。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的卓越表现就使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大感紧张。他于1955年初向国民党高层人士发表了一篇题为《最近国内外局势的推演与我们反攻复国计划的进度说明》。在这篇讲话中，蒋介石悲叹道：1955年4月至6月乃“我们外交最紧张的时期”。周恩来总理在2月10日公开发表关于接受印度尼西亚总理的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声明后，国民党当局就开始策划谋害周恩来总理的罪恶计划，并把香港和万隆作为实施计划的主要地点。 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一架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即“克什米尔公主号”右翼轮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这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香港约4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炸弹爆炸的碎片击中第三号油箱，引发无法控制的大火，迅即飞机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由于周总理应约去缅甸仰光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的六国会谈，改变了出国路线，得以幸免于难。 事后，周恩来总理除指示有关方面加强对敌情报工作外，继续按预定计划进行会议筹备，飞往仰光。当天晚上，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六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这时，飞机爆炸事件已经在一些国家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有的国家领导人担心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 针对这些负面情绪，周恩来总理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冷静地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根本利益上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取得成功。”同时，他也真诚地建议在座的各位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没有结果。 对周总理的客观分析和诚恳表态，与会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决心为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1955年4月16日凌晨1时10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印度尼西亚。 途中还有一个插曲：在飞机飞过新加坡上空时，忽遇雷雨。11时45分，飞机只得在当地迫降。这时，新加坡与我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在当地活动也比较猖獗。专机降落后，周恩来意外地得到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的邀请，请他在机场贵宾室稍歇。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同行的陈毅、廖承志等同志力加劝阻。但周恩来却说：“这个麦克唐纳是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也是能够对马来西亚政局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这送上门来的工作不做岂不可惜？” 下午2时，麦克唐纳将周恩来和陈毅送上专机，回国后，周总理还特别就此次接待向英国政府表示感谢。下午5时50分，中国代表团专机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在机场，受到了印度尼西亚群众的热烈欢迎。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的专机飞抵安第机场，来到了这次历史盛会的所在地——万隆。 在机场，周恩来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致意，预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日益发展，亚非会议圆满成功。同时，周总理也指出有些人不喜欢这个会议，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挠这次会议，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合作，为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在万隆市民的热烈欢迎下，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下榻位于市郊的达曼·沙里街10号驻地。这一天，29国代表团从非洲最西头的利比里亚到亚洲最东头的日本，陆续抵达万隆。在29位代表团团长中，有13位总理或相当级别的领导人，还有3位副总理和4位外交部长。 从4月18日到24日，万隆成了“亚洲和非洲的首都”。（三）求同存异 1.会议第一天：认真观察，仔细思考。1955年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独立大厦隆重开幕。 与会的29个国家的代表共340人，他们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在人们的记忆里，还不曾有过聚集这么多已经独立的种族、民族、肤色、语言和文化等各不相同的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他们所代表的29个国家，占了世界总面积的1／4（3100多万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的2／3（14.4亿）。 会场大厅是按联合国会议厅的模式布置的，显得格外庄严肃穆。环顾会场，映入眼帘的是：来宾席和记者席上早已满座；主席台上，29面与会国国旗在巨幅紫红色天鹅绒幕布的衬托下，按照国名第一个字母的次序齐刷刷地排列着。五星红旗位居左起第五。 4月18日9时15分，随着会议主席沙斯特洛阿米佐约的举槌一击，亚非会议正式开幕了。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苏加诺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50分钟的开幕词，精彩异常，充分表达了亚非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尊重的心声，引起了各国代表的共鸣，迎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下午4时20分，各国代表团团长相继发言，绝大多数代表的发言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世界还不稳定，殖民主义还没有死亡，会议应当有助于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会上充满着友好与和睦的气氛，但在下午的会议上却传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最后一个发言的伊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却大唱反调，发出了“挑战书”。他公然声称:“世界上有三股势力扰乱了和平与和谐”，那就是“老式的殖民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辩解说“老式的殖民主义已经日益衰亡”，进而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压制反对意见和宗教信仰”，“在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和“在阶级和各族人民之间培育仇恨”的学说，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他要求各国按照他提出的所谓“防御措施”行动，一直到他设想的有朝一日“共产主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为止”。在有中国代表出席的会场上发表这样一段讲话，贾马利明显是意有所指。周恩来在众目睽睽下镇定自若，不急不躁，显示出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大家风范，静静地听着，思考着。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意识到，在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策略运用正确，已成为会议能否成功的关键。我们不能盲目采取揭露批判、置之绝境的斗争办法，而只能采取消除分歧、化解矛盾的求同存异的和解办法，才能实现会议的既定目标，即团结与会的所有亚非国家，为达成一致协议而奋斗。 2.会议第二天：首次发言，求同存异。 4月19日仍是全天大会，各国代表团团长做第一次发言。亚非国家的遭遇相似，有很多共同语言。这天的会议代表发言同前一天一样，大多数都发出了对世界和平的祈求、对国家间相互友好的期盼和对殖民主义的声讨，但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和矛盾，有三位代表的发言偏离了会议的主题。 菲律宾总统驻美特使罗慕洛，大肆宣扬美国的殖民统治给菲律宾带来的不是灾难而是“好处”,竭力颂扬美国殖民统治给自己的国家建立了“良好的信用”，企图劝说亚非人民不要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以争取独立，而要同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合作反对共产主义。 会议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有的代表幸灾乐祸，但更多的代表则是期盼和焦虑。他们清楚，处理稍有不慎，会议将陷入混乱和分裂。大家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周总理。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使亚非国家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周恩来以其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而利用中午休会的短暂时间，亲自动笔另行起草一篇补充发言稿。 在下午的发言中，泰国外长旺·那拉底亲王对中国在云南设立傣族自治州表示了怀疑和忧虑，认为泰国因此而面对着“渗入和颠覆的威胁”。同时，他还提出了双重国籍的问题。土耳其副总理佐鲁在发言中根本不提“和平共处”的问题，却强调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为了和平。 人们在急切中等待着周恩来的发言。 下午4时45分，大会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话音未落，会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身着浅灰色的中山装，从容不迫，步履矫健地走上了讲台。在做了极短的说明之后，周总理马上切入正题。首先他以坚定而洪亮的声音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的和解姿态，使担心会议陷入争论的人们悬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外国记者所作的“周恩来将在今天下午驳斥贾马利”的预言落空了。全场都在屏息倾听周恩来的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这一席娓娓道来、深入浅出的道理，说得人们心服口服，点头称是。尤其是他所提出的“求同存异”这句话，不仅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诚意，也为解决亚非之间的某些分歧提供了有效的办法。周恩来在内部讲话中曾明确指出:“要能求同存异才有外交，不应事事依人，也不能强迫他人事事依我。” 接着，针对所谓认为中国没有宗教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几个论点，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以和解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回答。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所统治了。后一类国家很多，像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 奋斗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 文化 上都很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700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 家庭 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10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30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4000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 系统 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 美国 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放烟幕。 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这篇讲话虽然只有短短的18分钟，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成为两天来会议的高潮。周恩来的发言刚一结束，会场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 3.会议第三天及后几天：积极发言，力挽狂澜。 4月20日，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 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同已经于19日开会的 经济 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头举行秘密会议。政治委员会除讨论人权和自决问题、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和平和合作问题外，还要批准另外两个委员会的讨论结果。这样，政治委员会成了最重要、最有决定权的委员会。 这天，万隆传来了美联社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要求通过35.3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其中21.4亿美元将拨给14个亚洲非共产党国家。很明显，美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一份文件，目的就是为了离间会议参加国以阻挠会议达成任何不利于美国的成果。 巴基斯坦代表要求与会国“注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扩大对亚洲援助的价值”。 锡兰代表团团长科特拉瓦拉总理在21日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上声言：台湾“应当在我们中间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台湾应该由国际社会“托管四年或五年”。继而，他又在下午把威力最大的一颗“炸弹”投向大会，宣读了一篇关于殖民主义的发言，将“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和中欧国家”归为“新殖民主义”，并提议大会就此正式讨论。 尼赫鲁对此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一问题“同会议的主题没有关系”。但部分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却附议科特拉瓦拉的提议，尼赫鲁再次表示反对。 尼赫鲁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代表团的支持，周恩来声明道：我不能同意锡兰总理的一些言论，并要求保留在明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 但尼赫鲁发言的 感情 却一发不可收拾，用词尖锐，使会议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22日上午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面对严峻形势的周恩来做了一个简短发言： 像我在全体会议上已经表示过的那样，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这次会议和谐地达成协议，而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我们各人是有不同的思想意识的，我们各国是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这仍然是我们现在的态度。我将不去争论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争论这个问题。任何人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们可以在会外单独同他谈。 昨天，我已经在会外单独同锡兰总理交换过意见。中国代表团不能同意他对于所谓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我发现他昨天的发言中有一种积极的建议。我根据他的发言中的积极因素准备了一个提案。既然现在锡兰总理说明，他仅仅是一个声明，而不准备提出什么建议，因此我们也无需提出我们的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