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方言》的训释资料几乎囊括无遗。历代学者的校注本得到系统清理，散见于其他著作或者笔记文集中的零星阐释也被大规模地挖掘出来，总之，举凡各家校注、历代辞书类书所引、典籍古注和现当代论著，只要是关涉《方言》疏解而且有一得之见的资料，均悉数征引，其中重点参考的有戴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王国维、吴承仕、吴予天、周祖谟、 刘 君惠、徐复诸家。
三是对“校”“释”上所存在的疑难问题做了积极探索。版本文字校勘和《方言》、郭注词语的疏解所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前人已经注意到而没有一致意见的，有些是从来没有人发疑而确实存在的，也有向无异词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作者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探赜索隐、稽古证今，试图提供科学合理的解释，可谓异彩纷呈，足资参证。
此外，《汇证》所表现出的朴实学风，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底本的处理上首先体现了这一精神：《汇证》采用的是“底本式”而不是“定本式”，除避讳字依例直接补足笔划外，正文和古注均依宋本原文照抄，需要校改的内容在“汇证”部分说明，一律不直接改动底本。在具体的“校”“释”中也充分体现着这一精神：作者总是首先忠实描述各种本子的文字异同，客观引述各家的校勘意见，然后才用“按”字领起自己的校勘意见，词语疏解考证也同样遵循着这样的先后顺序。凡是遇到因资料不足或者因研究水平限制而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精神体现得更为直接：或者明确存疑待质，或者进行必要的梳理以供后来者研判，绝不强作解人、妄逞臆说。《汇证》作者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恭谨态度令人感动，其学风之笃实、态度之谨严，在学风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十分可贵。
不过，我作为对汉语方言史兴趣很浓的读者，仅仅读一部《方言》的最新校释本不可能十分满足；好在手边还有《汉语方言学史研究》（台湾艺文印书馆2000年版）和《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可供参考，前者是宏观方言学史专题研究成果，后者是该学科第一部断代方言学史，这两部好书也是学诚教授的力作，跟《汇证》前后辉映，以立体三角之势呈现于方言研究的学术前沿。想到上述一系列著作使我获益良多，特就此机会一并向作者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