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现阶段中国经济较快发展具有必然性。经济发展的基数、起点不同，同样增量的增速会有很大不同。中国经济增速即使达到两位数，增长总量也只有2000多亿美元，人均增量不过200多美元；美国经济增速即使仅有3％，经济增量亦达4000亿美元之巨，人均增量则达1000美元以上。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中国要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一切错综复杂矛盾的解决均有赖于一个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中国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的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两大约束，可以通过调整发展路径，加快科学技术进步得到逐步解决，对此应该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和能力。

目前中国的人均能耗水平只有欧盟的1/3，美国的1/7。据中国社科院城市中心潘家华等计算，2006年中国制成品出口相当于折合净出口能源6.3亿吨标准煤，约占全部能源消耗的1/4。

中国以自己较低的人均能源耗用已经为全球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节能减排是中国对环境保护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与较快的经济发展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

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是中国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福音。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有风险，但较快发展的风险并非不可避免，又好又快的发展可以把风险减少到最低。相反，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则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支付更高的社会成本。

警惕中国经济“泡沫”的风险是必要的，但过份高估这种风险不利于低成本地推进现代化建设。

快速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保证

主持人：根据你的看法，中国经济与城市化进程不能放过目前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那么，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关系才比较合适呢？

牛凤瑞：2000～2006年中国的城市化年均增加1.28个百分点，城市化超前了吗，冒进了吗，都不是。

2006年世界已有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国的产业非农化率已达86％以上，就业非农化率超过53％，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工业化提供的可能性。

城市拥挤、环境污染、年复一年的春运高峰等并不是中国城市化超前、冒进的表现，而是城市化滞后的结果。城市化中的违法占地、圈地、囤地、浪费土地，侵犯农民合法权益，导致群体事件等等应该依相关法律法规查处，与城市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城市化进程是社会结构大变动的过程。大规模农民进城引发的城市社会问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农业就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平均素质的下降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必须支付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