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余虹追思会在他的亲友、师生们的哭泣中举行。至此，余虹自杀事件暂告一段落。

然而媒体上关于该事件的追述却并未结束，社会上的种种猜测仍在不时地干扰着余虹朋友们的生活。作为象牙塔内罕有选择自杀的博士生导师，余虹被人们牢牢记住了。

时间追溯到今年5月，媒体称之为“黑五月”——5月8日至5月17日，短短10天时间，北京相继有5名高校学生跳楼自杀身亡。更惊人的数字来自哈尔滨，仅一个月内就有39人自杀，其中约三分之一为高校学生。

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人们不禁要问，身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他们大多衣食无忧，为何选择走上绝路？专家指出，人们不太可能单纯因为生活拮据而自杀。另外，与近年来自杀率上升的现状相比，支撑调查研究的数据却远在10年之前，专家呼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专项调研。

12月19日上午，50多岁的冯阿姨听说人大一位博导跳楼自杀时，正准备吃她的降压药。“啧啧，怎么就自杀了呢？”拿着一点点退休金的她不明白，一个博导明明拿着不菲的收入，有车有房，还有着很好的社会声誉，写着普通人看不懂的高深文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正在她纳闷的这会儿，不远处一座商厦的楼顶边沿上坐着一位准备跳楼的妇女，多人在围观。许久，她终于被劝服自己走下来。

“我们不愿意原谅他”

12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一个会议室里，不时传来抽泣声和人们断断续续的讲话。数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学生参加了余虹的追思会，生前的好友哽咽着发言。

余虹生前一位挚友对记者说，等事情完全过去之后，可以给记者看余虹的遗书。人大文学院院长杨慧林面容憔悴，作为追思会的主持，他的开场发言一度被悲伤中断。事后，他对记者说，这几天大家都累坏了。

余虹的一位朋友说，他走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好，他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三四位分别来自北京、广东、天津的教授说，“我们不愿意原谅他。为什么不给大家说一说？他离开的前两天我想给他打电话，忙来忙去就没有打。我在想，要是大家之间能多交流，是不是能把他劝回来？可能我的想法太天真。我们活着的人，是不是应该能够多一些安慰、关心和彼此间的倾诉？在座还有很多年轻人，大家还是要爱惜自己的生命。生命来得不容易。”

一位来自人大本校的老师，与余虹素不相识。他一直在关注社会上关于余虹自杀的讨论，“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出问题了，出了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追思会，本质上不是为了追思死去的人，是为了活着的人。”